不工作。（按照一种理论，非洲人被植物一年一荣枯的气候惯坏了，因此没能发展出远见或自律。）在这种伪科学之外有某种真实的东西：在土地依旧丰饶的非洲大部，人们看来能够自给自足，因此大约没看到有为他人工作的必要。其他一些评论家虽然不怀疑非洲人与其他任何人一样富于理性，但争辩说因为他们比现代西方人更看重社会团结的价值，而看低物质商品的价值，所以他们不会必然认为有偿劳动具备吸引力。
这些以及其他逻辑导致许多欧洲殖民地*员担心，对他们自己和欧洲商人来讲很重要的出口生产、道路维修以及各种其他活动会委顿，除非至少要容忍继续采用强制手段。其他人积极扩大高压统治，要么通过以恐怖手段强制实行给人们分配产品定额（最可怕的是在刚果，几百万人死去，另一些人则因为没能完成定额而被砍手），要么通过制造用现金缴付的新税种并关闭除了给欧洲人干活之外挣取现金的大多数方式（尤其是在南部非洲的矿区）。相比之下，西非的出口繁荣——在这里本地居民不仅采取主动，还能持续压制试图采用被推测为“科学的”方法建立种植园的欧洲人——没有用这些手段就实现了，而且看上去是一个相当正面的故事。数字肯定是毋庸置辩的：仅阿桑特卖出的可可就从1908年几乎为零上升到1919年的3万吨，再到1930年代中期的9.2万吨。（独立之后，这个数字会在1964—1965年间冲破31.2万。）到独立之时，几乎半数阿桑特人不是自称“可可农”就是自称“可可农兼庄稼汉”；女性在这两类人中的比例接近，此外还有23%称自己是“只种庄稼的农夫”。相当大的财富被创造出来，包括那些在背后支持西非独立运动最终领导人的财富。
但这种繁荣是强制劳动的产物吗？或者说是市场需求这个诱因召唤一种西方式劳动力市场出现？答案是两者皆有，如它所证明的。土地确实充裕，但把土地清理出来供种植可可树是件艰苦工作：一英亩典型的林地有大约三百吨植被，在这些被清除之后，新树要过数年才成熟。对于这种工作，人们大多是能省则省，加上总是有更多土地要清理，因为（1）对可可的需求持续增长；（2）一旦旧森林被清除，土壤肥力迅速下降（土壤层其实很薄，而且在热带大部，营养物质来自大约一英尺厚的落叶覆盖层和其他腐殖质，一旦农夫通过清理土地干扰了这个循环，这些营养物质就丧失了）；（3）从1930年代开始，一种严重的植物病害肿枝综合病（swollenshootsyndrome，今天也是个难题）侵袭许多可可树。至于树底下的土地，一个农夫经常能够获得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