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的自由使用权，只要土地在他的酋长领土范围内，并且该农夫持续履行一个忠实子民的义务（这些义务或许包括一些无偿劳动，肯定包括仪式义务）；假如一个农夫需要清理位于另一个酋长管辖范围内的可可地，就像大多种植者最终要做的那样，他就要付租金，租金通常被折算为当树开始有产出之后的一个收成份额。换而言之，该产业的股本需要持续替换和扩大，而这么做的关键不在于有钱投资，却在于有劳动力可用。
那么，谁来干这活？即使奴隶制在1908年被宣告非法，也有奴隶自北方源源而至（有些情况下甚至持续到1940年代），但这股流向呈递减之势。更大量的不自由劳动力采用人身典押的形式：被移交给一个债权人，一直工作到债务清偿。这债务可能是一位酋长或一个殖民法庭课收罚金的结果，也可能是因为婚礼或（不那么常见）因为消费品（尤其是衣服）而花掉的钱。少部分人典押自己，更多人是被他们的长辈亲属典押；债权人可以将他们再次抵押，如果他们选择被这样对待。20世纪前半叶，阿桑特被抵押人口的数量实际在增长；尽管增幅可能小于奴隶数量的降幅。的确，有大批人因为别无选择而为了自己从事艰苦的清理工作，但若无强制，劳动力的增长会缓慢得多。一群自由人在可可田里为领薪水而工作，这现象出现得非常慢。
被典押劳动力供不应求，部分因为种植可可为需要赚取现金的阿桑特男人们提供了另一种方式；或者，如果他们的需求大过他们能快速挣得的，他们可以用可可树作抵押来借款，而不用抵押他们亲属的劳动力。而且，当可可的价格足够高时，劳动力就能变成稀缺资源，一旦种植可可的利润达到使种植者支付薪水变得合理的水平时，就会吸引工人放弃自给农业并从其他区域吸引来工人。那些情况中，在压缩被强制劳动力方面，市场至少跟经常模棱两可、行动迟缓的殖民统治者做得不相上下。
价格浮动是常有的事。价格波动剧烈，部分是需求使然（比如“二战”期间价格跳水），而可可树一旦种下就会在多年里持续结果，因此很难调整供应。以最好的年份里典型收成下的5%为标准的同一租金（z.府规定折算为固定现金额，这被推断为比分享收成要公平些），在价格,bao跌时所占比例攀升至60%。独立之后固定价格的努力，总体上是违背农夫利益的：z.府保持低价收购，并抽取与国际价格间的所有价差，以此支付其他项目。
即使在好年景，涨潮也只能托起部分船只。女人较少机会通过可可树赚钱（尽管如上文所言，许多女子确实种植可可树），因为她们被期待从事绝大多数粮食生产和其他必要但无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