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种策略批评狩猎问题。显然,像徽宗这样恪于职守统治者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猎杀鸟兽上面。在江公望看来,狩猎唯正当理由是为祭祀祖先获取些肉食。他还提出两条反对狩猎理由:第,这件事很危险;第二,这件事也很昂贵,因为旦有人捕获只鸟,皇帝就得进行赏赐。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于那些通过艰辛劳作为朝廷提供资金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最后,他在奏疏中鼓励徽宗畋猎于“仁义之场”,游观于“六经之囿”。由于儒家自古以来直反对皇家狩猎,徽宗也许并没有把江公望奏疏太放在心上。[9]
徽宗在位最初两年半里收到措辞最为强烈奏疏,是根据天象示警危言耸听地进谏重新考虑*员任命等决定。在这点上,上疏者继承周朝和汉朝以来悠久传统,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天象异常替罪羊。[10]批评者及皇帝做出回应时使用语言都有固定模式,但这也不会阻止各个派系利用这些征兆达到自己目,或是将自己意图强加于这些征兆之上。[11]按照要求,徽宗应当谦恭地回应这些奏疏,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徽宗登基三个月后,司天监预测到次日食,尽管当时日食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但人们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视作上天警示。曾肇代拟份诏书,表示徽宗已经为即将到来事件受到适度惩罚。皇帝在诏书中说,天象异常不可能毫无意义,“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12]
在随后两年中,还出现几次异常星相,例如,七月份发生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轨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现赤气(可能是北极光)。[13]韩宗武、陈瓘、邹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员评论这些现象奏疏都保存下来。[14]例如,陈瓘在查询历代史书中星相专著后,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递份长篇奏疏。他认为,在日食之后紧跟着出现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他引用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最后,陈瓘还上奏说,仁宗编纂部关于历朝灾异书,名为《洪范政鉴》,共十二卷。陈瓘称,每当天象发生变化,仁宗就会查阅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还在皇宫中,建议设法找到它。[15]
任伯雨上疏是关于赤气。在前几位皇帝在位时(以及先前朝代中)也有过几次五色之气报告,但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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