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这种策略批评了狩猎的问题。显然，像徽宗这样恪于职守的统治者不应当把时间浪费在猎杀鸟兽上面。在江公望看来，狩猎的唯一正当理由是为祭祀祖先获取一些肉食。他还提出了两条反对狩猎的理由：第一，这件事很危险；第二，这件事也很昂贵，因为一旦有人捕获了一只鸟，皇帝就得进行赏赐。把钱花在这些事情上，对于那些通过艰辛劳作为朝廷提供资金的庶民百姓而言，是很不尊重的。最后，他在奏疏中鼓励徽宗畋猎于“仁义之场”，游观于“六经之囿”。由于儒家自古以来一直反对皇家狩猎，徽宗也许并没有把江公望的奏疏太放在心上。［9］
徽宗在位最初两年半里收到的措辞最为强烈的奏疏，是根据天象示警危言耸听地进谏重新考虑*员任命等决定。在这一点上，上疏者继承了周朝和汉朝以来的悠久传统，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天象异常的替罪羊。［10］批评者及皇帝做出回应时使用的语言都有固定的模式，但这也不会阻止各个派系利用这些征兆达到自己的目的，或是将自己的意图强加于这些征兆之上。［11］按照要求，徽宗应当谦恭地回应这些奏疏，并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徽宗登基三个月后，司天监预测到了一次日食，尽管当时的日食预测已经非常准确，但人们仍然期待徽宗宣布，他将日食视作上天的警示。曾肇代拟了一份诏书，表示徽宗已经为即将到来的事件受到了适度的惩罚。皇帝在诏书中说，天象异常不可能毫无意义，“凡朕躬之阙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风俗之美恶，朝廷之德泽有不下究；闾阎之疾苦有不上闻，咸听直言，毋有忌讳”。［12］
在随后的两年中，还出现了几次异常星相，例如，七月份发生了一次火星之行失常（偏移轨道），次年（1101年）正月，天空中出现赤气（可能是北极光）。［13］韩宗武、陈瓘、邹浩、朱肱、江公望、曾肇、王觌和任伯雨等*员评论这些现象的奏疏都保存了下来。［14］例如，陈瓘在查询了历代史书中的星相专著后，于1100年七月向皇帝呈递了一份长篇奏疏。他认为，在日食之后紧跟着出现火星之行失常是非常不吉利的。他引用了汉代儒学大师董仲舒的话：“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最后，陈瓘还上奏说，仁宗编纂了一部关于历朝灾异的书，名为《洪范政鉴》，共十二卷。陈瓘称，每当天象发生变化，仁宗就会查阅这本书。他认为这本书可能还在皇宫中，建议设法找到它。［15］
任伯雨的上疏是关于赤气的。在前几位皇帝在位时（以及先前的朝代中）也有过几次五色之气的报告，但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