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父母看成是维多利亚时代惹人怜爱的文物，严格遵循一夫一妻制，生活轨迹固定。他母亲大概是最后一批处女新娘。海夫纳的妻子就没有他母亲的这种美德，或者说束缚，海夫纳自己也对女性追求更多性体验的潮流多少有些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欢迎这潮流，享受到了它的好处，打算尽量地多多利用；然而对米尔德丽德订婚期间的出轨，他仍旧难过不已——这事让她变得不那么特别了，她已经为这潮流所污染。也可能因为这事，他们的婚姻没能守住大学校园里浪漫的诺言，现在离婚看来是必然的了。
不光是海夫纳觉得婚姻美好的幻象破灭了——米尔德丽德也这么觉得，他们大学时认识的几对年轻夫妇也是，现下各自离婚或分居。海夫纳那一代人中，有那么多夫妻感到百无聊赖、坐立不安，愁眉苦脸地穿着灰色法兰绒套装，住在城郊的家里，又太年轻，无法在循规蹈矩的50年代安顿下来，加入乡村俱乐部，被那位乘电动车巡视高尔夫球场的老将军会长所激励。
很多在“二战”中幸存下来的年轻人被战争带来的荣耀给宠坏了，成了浪漫的牺牲品。对他们来说战争就是场伟大的冒险，待征服的困难，是从邻里日常向国际大事的逃离。但退伍后，他们对无聊的工作失望不已，对妻子也提不起兴趣——他们中有些人是趁着战时休假匆忙结婚，有些则是与女方经过互相负责、互相关怀的长期通信而结婚，这种关系在当时消除了士兵的孤独，却营造出了虚假的熟悉感和默契。
但对于女人来说，战时如果不定时写“胜利来信”简直是不爱国的行为，信中要表达祝福和鼓励，还有带着爱意的谎言，女人们说着自己在家乡多么坚贞，海那边的爱人也说着如出一辙的假话。战争在性方面解放了女人，特别是那些大胆进入扩张的美国就业市场，到工厂和办公室里工作的女人。她们远离了父母、亲戚和社区教会的严格教诲，是第一批挣得和男性同样工资的女性。用这些钱，她们自己租公寓，约会不同的男人，了解到自己身上会让金赛博士，或至少让母亲大惊失色的一面。她们给心爱的男人写信，与不爱的男人做爱，从种种不同的经历和尝试中，她们养成了宽容和理解的品性，进而导致了对下一代的放任纵容，到了60年代，道德家开始谴责这些放任的父母。
但40年代人们对于战争行为的热衷，以及由此产生和容许的社会剧变，暂时替整整一代美国人贪图一时之欢的性冒险和露水情事进行了开脱。战争制造了轰炸机和战列舰，也制造了自己的道德。盟军的动机成为无上的正义，美军空袭敌国城市前，连纽约的斯佩尔曼红衣主教都会在飞机上洒圣水；战乱区的外国女人穷得要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