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王经常出门流浪，起初我还跟着他，后来我就不太愿意这么干了。我很累。而且，既然每个人都知道，生命是戏仿的，那么躺在床上就是对流浪的戏仿。在那里，我看不到雪山，但是我可以假装还能看到。平原是对雪山的戏仿。千禧年的时候，我再一次被这种生活“劝退”，我离开老王去了北京——在那个时候分手，看起来就像是我们共同生活了有一千年那么久。
老王回到车里就抓起瓶子给自己补水。我想起自己该吃药了，等他喝完，我要过水瓶，大口给自己灌下了一把药片。对我的身体状况，老王没问太多。毕竟，他曾经是位流浪诗人，而流浪诗人就该有这样的积习吧——不挂怀。就像我当年用了不到一根烟的工夫便跟母亲诀别。
“我送我的哥哥红柳坡，红柳坡上么红柳多，红柳的叶儿往下落，红绸的裤裤往下脱。”引擎发动，老王唱起来。
这是我家乡的酸曲儿，他是那时学会的。看来世界还是一个纯粹的戏仿。
山峦上出现了巨大的广告路牌。车子进入甘肃境内了。不久就上了高速公路，视野里终于出现了戈壁滩。密布的风力发电机高高地矗立着，它们缓慢转动的白色叶片像大鸟的翅膀，凝重，矜持，仪态真是好极了。降下车窗，我的脸好像能够感到风吹来的细沙。老王唱得很来劲儿，难得他这么高兴，但我并不觉得他让我陌生。我们走了将近两千公里，最初的陌生感已经荡然无存。其实三天前见到他时我也没觉得有多生疏，他那张老脸早就老到了今天应有的程度，如今只是看上去更名副其实一些罢了。一别经年，我认为我会吓到他，但流浪诗人的习性还残存在他身上，当我摘下发套时，他没怎么关心我的脑袋，反倒把发套抢在手里左看右看，一副随时要扣到自己脑袋上试试的模样。当天晚上我们在酒店的同一间房里各自安睡，这让我舒了口气——将少了一只乳房的身体,bao露给他，我还是会有些心理上的障碍。
车子开到了一个收费站，老王用跟我学来的当地方言一边交钱一边问路。收费员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告诉他，从下一个出口下去，还有七十公里。我没有听到乡音，老王那蹩脚的学舌连戏仿都算不上。我已经多年不曾发出过乡音。新世纪的朝阳升起时，我就发誓不再用方言发声了。
“老王，跟你说件事儿，”我像是自言自语，“当年我其实没跟我妈说就走了——我在我家门口站了会儿，没敢敲门。”
我这是在招供吗？如果当年老王知道我与亲人利落的告别不过是一个怯懦的遁逃，他还会带着我离开吗？他回头看了我一眼，好像没怎么把这句话当回事。
千禧年来临的夜晚，我还在河北那个小县城的酒吧里当老板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