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日，星期四
用一夸脱威士忌（“苏格兰家族”）和两罐嘉士伯特酿啤酒迎接新年的到来。我觉得，自从大学毕业后我还没这么醉过。今天我心情很差，我老朽的身体努力应对着我给它灌进去的毒素。面对接下来的一年，我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依然是顽固的冷漠。就在不久前，我家里还有四个用人，我觉得那真是非比寻常又不可思议。西莫昂给我寄了张圣诞贺卡，祝我身体健康，快乐幸福，并希望我能写出很多好书。快乐幸福大概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也许我应该专注于保持目前的健康状况，这样我才可能写完我心中的那本书。
我还要给《旁观者》写篇关于保罗·克利的文章。（想想我以前还有一幅保罗·克利的画呢。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不知为何，《旁观者》的稿费降到了少得可怜的十英镑。
我最怀念非洲的一点就是跟夸库博士在灌木丛生的艾吉瑞高尔夫球场打球。我怀念高尔夫，怀念我们在俱乐部门廊里喝着啤酒看夕阳。我到底喜欢高尔夫的哪一点呢？它打起来不是太累，这是个优点。我认为，它作为一种运动最妙的地方在于，无论水平多差，你都有可能打出足以匹敌世界最棒高尔夫球手的球。我记得有一天，我在艾吉瑞四杆洞的第八洞打了个很潦草的七杆，拿着六号球杆在三杆洞排队，等着打短九杆。我全身燥热，大汗淋漓，没精打采。我挥杆，击球，球飞了出去，在棕色的地面上弹了一下，掉入洞中，一杆进洞。这是完美的一击——哪怕是世界高尔夫球冠军，也不可能打得更好了。我想不出还有其他什么球类运动，能让业余爱好者也有表现完美的机会。我开心了一整年，就是这个球，每当回想起来，我都很开心。现在还让我开心。
2月15日，星期日
格洛丽亚打来一个奇怪又可怜的电话，问她能不能来跟我住几天。我说，当然可以。接着又照例提醒她：我这里可不舒服，没有电视机，就是又脏又破的街区里一间阴暗的地下室公寓之类。我说，你为什么会想在二月份来伦敦？她用颇不吉利的语气说，她来看医生。
据我所知，格洛丽亚有个兄弟住在多伦多，还有个侄子住在斯卡伯勒。她只有这些亲人了。好吧，老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
我忘了说，上周五醒来时，我感觉嘴巴里有异物，我把它吐到枕头上——是颗牙齿。那大概是我这辈子最不愉快的起床经历之一。可是，我去看牙医时，医生却说没事。其他牙齿看起来都还不错，他说，他还评价我的牙冠和牙托都做得非常好。一定花了一大笔钱吧，他感叹道。谢谢你了，纽约优秀的美国牙医。我开始毫无来由地担心掉牙齿——其实，也不是毫无来由，而是很有理由。不过，我猜，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