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朝鲜两次叛乱被平定,但这个半岛国家境况,并没有得到缓和,而是变得更加复杂——1885年3月,继日本外相井上馨恫吓朝鲜得手之后,日本z.府又派宫内大臣伊藤博文来中国,对清z.府在朝鲜做法提出抗议。伊藤博文到达天津之后,清z.府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之谈判。伊藤博文觉得李鸿章很难对付,径直跑到北京总理衙门,要求直接跟清z.府进行对话。总理衙门在接待伊藤博文之后,令其返回,仍跟李鸿章交涉。接下来会谈中,日本方面除提出道歉和赔偿要求外,还要求中方严惩朝鲜事件中“罪魁祸首”袁世凯。日本方面提出,朝鲜之所以陷入混乱,完全是袁世凯手挑起。经过近周讨价还价,双方签订《中日天津条约》,内容共有三条:中日两国四个月内撤出驻朝军队;两国均不许派员教练朝鲜军队;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至于惩处袁世凯事,经过“太极高手”李鸿章番敷衍,也就不之。
后来事实证明,在《天津条约》签订上,尤其是关键条款“朝鲜今后若发生事变,中日两国或国向朝鲜出兵,必于事前相互告知”这条文上,李鸿章还是上小字辈伊藤博文“套”,为后来甲午中日战争埋下祸根。
日本势力蛮横向朝鲜渗透之时,俄国、英国及其他列强,对朝鲜也蠢蠢欲动。对于当时清国在朝鲜宗主国地位,列强有意睁眼,闭眼,不予承认。与此同时,随着自主意识增强,朝鲜也对这种不成文宗藩关系心存不满,直盘算利用矛盾,争取独立和自由。在俄国诱使下,朝鲜背着清国,与俄国签订《通商条约》,规定:缔约国有权将军舰开到另方任何港口,不管这些港口是开放还是封闭。这等于宣告俄国对朝鲜独特地位。英国在知晓这项协议内容后,先下手为强,以防止俄国入侵朝鲜为由,强占朝鲜巨文岛。
到1885年7月,由于中、日两国已从朝鲜撤回军队,俄国对朝鲜干涉越来越多。俄国使者面见朝鲜国王,要求朝鲜接受俄国保护,并且帮助朝鲜训练军队。国王李熙边报朝廷,边致函李鸿章,要求清国对此事给个说法。显然,朝鲜方面想以强大俄国,对清廷进行施压。清廷和李鸿章无奈之下,只好打出大院君这张旧牌——李鸿章与已在中国大院君进行会谈,又跟朝鲜国王李熙进行沟通后,从维护宗主国利益考虑,决定将比较亲近清国、思想趋向于保守大院君派回朝鲜国内。在李鸿章和清廷看来,无论从哪方面来说,旧派大院君对于维护中朝现有关系都是有好处,大院君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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