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多少年前？——我就有关于音乐家努托的新鲜消息。那时我还没有想要回来。那时，我离开铁路上的那帮人一站一站地到达加利福尼亚，看着太阳下那些长长的山丘，说：“我到家了。”美国也是在大海里结束的，而这一次不必再上船了，我就这样停在松树林和葡萄园之间。“看到我手里拿着锄头，”我说，“家里的那些人会笑的。”可是在加利福尼亚不用锄头挖地。这更像是做园丁。我在这里发现一些皮埃蒙特人(1)，于是我厌烦了：穿过那样大的世界，就为看一些和我一样的人，并且他们还恶狠狠地看着我，这不值得。我在奥克兰种田并当送奶工。晚上，穿过海湾，可以看到圣弗朗西斯科(2)的街灯。我去了那里，受了一个月的饿，当我从监狱里出来时，我甚至都嫉妒那些中国人。这时我问自己，是不是值得为了看随便什么人而穿过世界。我回到山丘上。
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并为自己弄了个女孩来，从她和我一起在小栎树街的小饭馆里劳动时起，我就不再喜欢她了。由于一再来门口接我，她使自己被聘为收款员，于是现在她整天通过柜台看着我，而我则在炸猪油和倒满杯子。晚上我出门，她用鞋跟跑在沥青路上赶上我，挽起我的手臂，希望我们叫停一辆小汽车，以便下到海里，以便去电影院。刚走出饭馆的灯光，人们单独地在星星之下，在蟋蟀和蟾蜍的一片嘈杂声中，我更想带她到那个农村，在苹果树下，小树林里，或者干脆就在悬崖上短短的草之间，使她倒在那地上，给予星星下的所有嘈杂声一个意义。她对这意义不感兴趣。她像女人们通常做的那样喊叫，要求进到另一个小饭馆里。为了让自己被人碰——我们在奥克兰的一个小巷里有一个房间——她希望自己是醉着的。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我听到有人讲到努托。是从一个从布比奥(3)来的人那里。在他开口之前，我就从他的身高和步伐看出他是布比奥来的了。他拉着一卡车的木头，人们在外面给车加油时，他向我要一杯啤酒。
“也许一瓶更好。”我用方言说。
他的双眼笑了，看看我。我们说了一晚上的话，一直到外面不再有汽车喇叭声。诺拉从收款处伸长耳朵，晃来晃去，但诺拉从来没有在亚历山德利诺(4)住过，所以听不懂。我甚至给我的这位朋友倒了一杯被禁止的威士忌(5)。他告诉我说他在家就做过司机，那些村镇他都已经跑遍了，所以他来到了美国。
“可是如果我早知道人们就喝这东西……虽然能喝，可是并不好，加热，可是没有佐餐酒……”
“什么都没有，”我对他说，“就像月亮一样。”
诺拉生气了，梳理着头发，在椅子上乱动，打开收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