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我对他解释说我正巧从加米奈拉经过，想要再看看乡下。我都不再认得乡下了，因为已经被加工过了。葡萄园是三年的新葡萄园了，不是吗？在家里——我问他——他们在家里也加工过了吗？当我住在那里时，有那个已经不再通风的烟囱——他们后来把那墙拆了吗？
瓦利诺对我说是女人们在家里。她们，她们应该想这事。他朝上顺着河岸看着树木的叶子的正中。他说农村和所有的农村都一样，要让它出产东西需要有人手，而现在再也没有人手了。
于是我们谈到战争和死去的人。关于儿子他什么也没有说。他含糊不清地说着话。当我说到游击队和德国人时，他耸了耸肩。他说那时他在奥尔托，他看到人们烧了齐奥拉家的房子。整整一年再也没有任何人在乡下做任何事，而如果所有这些人都回到家——德国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家，男孩们回到田产上——那该是一件不错的事。那么多的脸，那么多的人——都是外来的人，从来没有见过，就是在他是个小伙子时的集市上也没有看见过。
钦托张着嘴巴听我们说。“谁知道有多少人，”我说，“还被埋在树林里。”
瓦利
这时从河岸传来修枝刀在木头上发出的折断声，每响一声钦托都眨一下眼。“是爸，”他说，“他在这下面。”
我问他为什么先前当我看着他时以及女人们说话时他要闭着眼睛。他立即本能地又闭上眼睛，否认这样做过。我笑了起来，对他说我是个孩子时也做这游戏——我就是这样只看见我想要的东西，并且当我重新睁开眼睛时为发现那些东西仍是原样而感到开心。
于是他高兴地露出牙齿，说兔子们也是这样做的。
“那德国人，”我说，“也许已经被蚂蚁吃光了。”
女人的一声喊叫从打谷场传来，她喊钦托，需要钦托，诅咒钦托，让我们笑了起来。这声音在那些山丘上一直响着。
“谁也不明白人们是怎么杀死他的，”他说，“他在地下有两个冬天了……”
当我们在底下的肥厚树叶、荆棘和薄荷之间要倒下时，瓦利诺刚刚抬起头来。他正用一把修枝刀在一棵柳树的树干顶端处剪那些红色的枝条。和过去一样，当外面已经是八月时，那下面还是冷的，几乎是阴暗的。在这里只要河岸一有水，在夏天就形成水坑。
我问他今年这么干燥，他要把柳树放在哪里晾干。他停下来看着我，一边用脚给树枝培上土，一边把修枝刀系在裤子后面。他那条裤子和那顶帽子上沾满了污泥，几乎是天蓝色的，他穿戴它们是为了施碱性碳酸铜(1)。
“今年葡萄很美，”我对他说，“只是缺一点水。”
“总是缺点什么东西，”瓦利诺说，“我原来等着努托来取那只小桶的。他没有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