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托说我做错了，我应该造反，在这些山丘上还过着一种牲畜般的、非人的生活，战争没有给任何东西带来好处，所有的一切还和过去一样，除了已死的人。
我们还谈到瓦利诺和他的小姨子。我们说，瓦利诺现在和小姨子睡觉，这不算什么——他能做什么？——可是在这个家里发生着悲惨的事：努托对我说，当瓦利诺解下自己的皮带，像抽牲畜一样抽女人们时，从贝尔波河的平原上，都能听到她们在号叫，他也抽钦托——不是酒，他喝的不多，而是穷，是这种没有出路的生活带来的愤怒。
我也知道了教父和他家人的结局。那个想要把房子卖给我的科拉，他的媳妇告诉了我这一切。他们去了科萨诺，用完了卖掉小房子得来的那四个索尔多，在那里，教父很老很老地——几年前——死在女儿们的丈夫把他丢弃的一条大道上。小女儿还是个女孩时就结婚了；另一个，安乔利娜，是在一年之后，她们嫁给了住在栎树的圣母(2)那里的两个兄弟，就在树林后的一处农场。她们在那上面和老头和孩子们生活在一起；她们制作葡萄和玉米糊，仅此而已；面包，她们每个月下山烤一次，因为住得太远。那两个男人劳动很猛烈，使牛和女人们疲劳不堪；小女儿在一块田里被雷电打死了，另一个，安乔利娜，生了七个孩子，后来因为肋间长了个肿瘤而躺下了，受苦和叫喊了三个月——医生一年上山一次——连神父也没有看见就死了。女儿们都死了，老头不再有任何人在家里肯给他吃的了，于是就在乡村和集市上到处转；科拉曾经在战争爆发的前一年好像看到过他，长着一把白色的大胡子，胡子里满是草。他最后也死了，是在一处农场的打谷场上，他当时进去乞讨。
这样我也就不用去科萨诺找我的异父母的姐妹，去看看她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了。那张开嘴躺着的安乔利娜一直留在我的脑子里，就像她母亲在去世的那个冬天那样。
然而有一天早晨，我沿着铁路，从我在莫拉那时走了许多次的那条路去了卡奈利。我从萨尔托山下经过，从鸟巢下经过，我看到有着触到屋顶的椴树的莫拉，女孩们的阳台，玻璃窗，柱廊的低矮的那一翼，我们那些人过去就在那里。我听到我不认识的声音，我走开了。
我由一条在我小时候没有的长长的林荫大道进了卡奈利，我立即感觉到了气味——是葡萄被榨后抛弃的残渣的、贝尔波河的微风的和苦艾酒的刺鼻气味。那些小路还是和过去一样，带着窗上的那些花，人的脸面，照片，小楼。有最多活动的地方是在广场上——一个新的酒吧，一个加油站，一辆摩托车在大片尘土中来来去去。但是那棵大悬铃木在那里。当然了，钱总是在奔跑。
我在银行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