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莫斯科一家医院里躺着女友的继父、一位数学家、前线老兵，一个在很多方面都非常优秀的人。当时他已时日无多，顶多还剩下一个星期。一天早上，他请女友务必当晚再来一次，和她妈妈一起。很久很久以前，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件事，令他毕生难忘，但他从未对任何人提起过。不用说，他一定经历了某种不可随便提及的奇迹。而如今，他害怕自己来不及讲述，因此特地把亲人召集起来。可到了晚上，等人都到齐了，他已经没了说话的力气，翌日凌晨便昏迷不醒，几天后便溘然长逝，终究未能说出想要说的话。这件事——获知惊天秘密的希望与希望的落空——云团一样悬在我头顶多年，其意义总在不断变换。通常情况下，我会从中汲取最直白的教训，比如要及早说出一切想说的话；但有时我又觉得，在特定情形下，生活本身会主动走进屋子，关闭电灯，以免留下的人尴尬。
令人吃惊的是，前不久我问女友，你们终究没能搞清楚他到底想说什么，我总在琢磨，他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是在什么时候？大概是在战争年代吧？女友礼貌地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似乎不确定自己所听到的，却又不愿质疑我的真诚与郑重。随后她淡淡地说，从来没有过这档子事。你确定是我们家吗，你大概是记错了吧？
后来我们再没有提起过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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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记忆将过去和现在放在同一阵营时，通常是为了寻求公正。对于公正的渴求如同皮肤瘙痒，将任何尘埃落定的体系从内部撕裂，逼着要讨回公道，特别是当事关死者，而除了我们之外再无任何人能够捍卫他们时。
要知道，死亡其实是最基础性的不公，是世界构造对于个体最大限度的不尊重。死亡取消了个体与非在之间的界限，重新分配价值与评价，毫不征求死者同意，而且剥夺了其参与任何人类团体的权利，将死者的存在变成无主的。我们那颗不愿屈服于不公的心所孜孜以求的，是战胜死亡，消除这一基础性缺陷。千百年来，这一直是救赎的承诺，而且是不设门槛的面向芸芸众生的普遍复活，也是基督教教义所在。这一救赎需要借助于一个条件，即在某地，在我们身边，除我们之外，还有另一个智慧记忆，能将一切人与物，不管死去的还是活着的，都捏在手心里。对于安魂仪式的意义及其参与者的期望可以一言以蔽之——“愿他永远活在记忆中”，在此处，救赎与保管同义。
世俗社会将救赎从等式中剔除，结构立刻失去了平衡。少了救赎一级，保管就变成了类似仓库的东西——博物馆、图书馆、存储器。它们保证了象征性的、局限性的不死——无限延续的一天，永恒生命的唯一形式。一轮接一轮的技术革新促使超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