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在内部与外部记忆空间中，在世界抒情诗选与我们的脑回路中。只是，我们的诗选于死者何益？
“生者对于死者的责任十分复杂，”卡森写道，“是我们将他们放逐到了死界，而没有和他们一同死去。同样是我们将他们滞留于此，呼唤他们的名字，不肯放他们到无生界。这两种不公或者错误的结果就是撰写墓志铭。”墓志铭正是始于消除不公的尝试，这种不公就存在于对人类个体进行筛选、区分的理念本身，人类被分为两类——有趣的和无趣的，前者适合传颂，而后者只适合被遗忘。
而墓地则不加挑选，努力铭记所有人。或许正因如此，它才被放置于城市郊区，视野与意识的边缘地带，似乎这些亡灵的数量超出了脑容量。作为人类历史的流亡者，死者被注销了一切证件，被剥夺了一切权利——除了墓志铭和祭奠的鲜花。死者如同汹涌的大海，环绕着我们的日常。有时，他们会变得比寻常更加易见，在这些罕见的时刻，现实似乎发生了位移，变成了层状，当我不牢靠的小船航行在黑色水面时，水底的黑暗中便会浮现出一张张面孔，其中的每一个都尚能分辨，被救出，置于光亮之下。
问题在于如何选择，选谁。一方面是一种显在的必要性——不加挑选，拯救所有人；另一方面是同样显在且更加符合人性的需求性——从任意的多数中选取唯一的一个：在此二者之间的空间里，没有正确决定的位置。这一空间充满了自我与他者的痛苦，为普遍的无能为力所扭曲，将过去与现实熔于一炉，最后将二者统统焚毁。从无法选择的情形中生成的任何文本、任何话语都会自燃，烧尽，无法对自我问题给出答案。难道要不加挑选，依次念出所有名字，直至名单穷尽？又或者仅仅局限于自己的亲人？还是说像从时间的布匹中挑出彩色线头那样，找到符合某种含糊标准的名字？抑或闭上眼睛，后背朝下直倒下去，期待着亲人守候已久的臂弯将你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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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家档案馆偌大的、装着明亮的落地玻璃窗的大厅里，密密麻麻地坐满了人，充斥着翻动纸页的沙沙声。我所需要的材料分散于不同书库，只有档案号和不知所云的名称；但渐渐地，如同一条大鱼的脊背从湖底深处露出水面，搜索轮廓逐渐清晰了。我家族的那些普通无奇的姓氏，诸如金兹堡、斯捷潘诺夫和古列维奇等，让工作变得愈加冗长；被时间压瓷实的信息如同阁楼里的樟脑丸一般向我滚落，它们与家族历史毫无关联，却能为我标记出一道道小门，好比一个个窥视孔，可借此窥见他者的隐秘生活。
比如，我发现了一份1891年的告密文件，关系到另外一个古列维奇，他虽然也是犹太人，却做到了很高的官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