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是神圣的共同坟墓。”东正教在安魂祈祷时会这样说。既然地球于我们是唯一的（我们于地球亦然），生者与死者的相会之地——墓地——我们脚下的任何一块土地都有可能成为。不过，墓地终归是为我们服务的，它甚至还有很多附加功能。18世纪的威尼斯修道院设有专门的接待室，在那些大厅里，此世的人弹奏乐器，玩多米诺骨牌，聊天，喝咖啡，顺便拜访一下故世的亲人。修士和见习修士会隔着一道栅栏坐在那里，陪人们聊天，然后才离开，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直到最近两三百年，公墓才变成单向聊天区域。不过，公墓还有另外一个用途，比这个要古老得多——文字之地，书面见证的区域。
在这本人类的地址簿上，一切必要信息都相当简明扼要，通常只限于人名和日期，其余的事实上也并不需要：反正我们也只会关心我们所熟悉的三两个姓名，没有人会有心思阅读整个墓地的上千页内容。安息之人只能寄希望于“偶然的阅读”，即某个过路人没来由地从一排墓碑中选中一个，驻足片刻，耐心读完，以满足自己那古老的好奇心：墓主究竟何许人也。这是将希望寄托于他者的拯救性视线，其目光在石刻的文字上移动，从一个字母到另一个字母，为其赋予暂时性的生命和目的论链条的温度。这种希冀令这些不知名的坟墓和字迹模糊的石碑显得如此可怜兮兮。看上去，墓志铭几乎是完全冗余的，它只是类似于路标，告诉过路者，这里躺着一个人；最重要的并不在于墓碑之上，而在于墓碑之下。但即便如此，关于墓主的简短介绍、生卒年份等还是有必要的，至于原因与目的，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是一种非常古老的需求，比信仰普遍复活的基督教本身还要古老。安妮·卡森[1]在一本书中步步为营地对比了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种文本——策兰[2]和西蒙尼德斯[3]，由此得出结论，正是在坟墓之上——那里只有他者死亡、墓碑以及对于解释性铭文的需求——诗歌才会从声音的外壳中孵化而出，开始作为文字艺术而存在。其目标受众是那些人：他们能够看到，并将刻在石头上的变成自我记忆及其内在秩序的一部分。墓志铭成了书面诗歌的第一种体裁，生者与死者之间独特接触的客体——互救协议。生者在自我记忆中为死者腾出空间，与此同时，相信“我们的死者不会置我们于危难而不顾”。
诗人，无论哪一位，在此处是不可或缺的：他肩负着救赎的任务，将某人的生命变成便携式的，将标志与肉体分离，将记忆与肉体所在之处分离。只要读上一遍，墓志铭就会变成流动性的，像交通工具或者身份凭证一样，为死者赋予新的口头性质以及移动的无限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