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富有、和平、安宁、欢乐的莫斯科我还从未见过。就连我自己，也被它感染了一份安宁……”
1935年12月，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曼德尔施塔姆[1]从沃罗涅日来到莫斯科，为被流放的丈夫奔走呼告。在这个偌大的、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她感觉很好。这个城市如此喜悦、明亮，坚守着自己的真理，充当着地球的肚脐，单是靠近它便足以被感染一份“安宁”——这个词在同一句子中重复出现了两次，仿佛需要刻意强调似的。
20世纪30年代的苏联在她寄给丈夫的书信中一眼就能被认出来，一如在皮缅诺夫[2]的欢快画卷上，或者布尔加科夫晚年的小说中；在那里，可笑而可怕的世界孜孜不倦地坚守着自己足值的幸福。白昼事物（裙子、工厂、花园）因黑夜事物的缺场而变得愈发平稳、坚固，而后者则被默认不该提及。她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如同冒着气泡的果汁汽水般的战栗，河面的微风，以及清晨的轻畅，那是今天的幸存者所专属的：
莫斯科河上空弥漫着邮票胶水的味道，
扩音器的喇叭口吹奏着舒伯特，
轻柔的空气比气球的青蛙皮肤更加轻柔。
不能不记住的是，我们是这些密如蚁群的欢庆者和消失者的直接结论，他们构成了统一的人群，统一的运动，统一的词汇储备。
20世纪30年代被时代渲染得如此之深，以至于画卷和文本越过作者擅自结拜——诞生的日期和地点于它们而言重于直接的亲缘。它们有着特别的难以言喻的公分母。这是一种突然回归的舒适感，生命布匹重新变得致密而持续，给予了权利微薄、记忆短暂者扎根于现实的虚假感受。它知道该拿什么作为承诺（“开春我们的住房面积就会扩大，哥哥的房间就归我了”）。生活变得欢乐了，1935年，公民们被官方允许庆祝新年，关于共同劳动和集体节日的公约被封印到了枞树的树脂中。
曼德尔施塔姆在沃罗涅日创作的、讲述人们如何在最高程度充满生机的新诗作，不仅仅是对于集体劳作的贡献，也并非学术报告般雄辩的证明——证明他和包括帕斯捷尔纳克在内的所有人一样，有能力与五年计划赛跑——而是比这走得更远。这些诗歌所觊觎的，不是不久前的过往，也不是具体可感的现实，而是要跑到前面去，用裁缝的剪刀铰下一大块未来，用尚不存在的全国声音说话。而它们也的确做到了。
这些诗歌，用曼德尔施塔姆本人的话说，具有首要的意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完全应该被运到莫斯科，作为人民经济的成就，与天然矿石和硕大的麦穗一道。娜杰日达·雅科夫列夫娜正是带着这一目的在那个遥远的冬季来到莫斯科的。夫妇二人都很清楚，只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