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坛一见到这些诗歌，他们便能在不久的将来的玻璃太阳底下占据一席之地：“我所说的，将为每一位小学生所记诵。”
正是对于这些诗篇之迫切性的信心，促使他们急于求成，结果却加速了灾难的到来。
总体来说，我眼下对自己很满意，我做了并且正在做着一切可以做的。接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哪儿也不能去，什么也不能问，什么都不能做。（……）我从来没有如此深刻地意识到：不能行动，不能闹腾，不能翘尾巴。
一点没错，只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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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倒退十年，1926年，玛琳娜·茨维塔耶娃生平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造访伦敦。“我要去伦敦十天，这是我八年来（苏联四年，国外四年）第一次有了‘时间’。（我一个人去。）”
这来之不易的时间（原文中该单词所有字母全部大写以示强调）却以意外的、绝非旅行的方式度过了：接连几天，茨维塔耶娃伏案疾书，写下了一篇狂怒的、生前终究未能发表的文字。这篇文章题为《我对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回应》：伦敦的一位批评家朋友、曼德尔施塔姆散文的忠实粉丝给她看了前者于列宁格勒出版的《时代的喧嚣》，女诗人怒不可遏，大骂此书“卑鄙”。据我看，问题并不仅仅出在该书论述当代生活的最后三章（这些文字是由曼德尔施塔姆破例亲笔写下的——其散文通常为口授，他曾说过“我是全俄罗斯唯一一个用嘴写作的”），还牵涉到1919年白军统治之下的费奥多西亚市：茨维塔耶娃决然不肯接受曼德尔施塔姆在谈及二者的一位共同熟人——一位白军上校，亦即失败者——时的戏谑腔调。
茨维塔耶娃的气愤，应该说，太过私己了。在关于费奥多西亚的章节中所提及之事，直接关系到她的家庭与诗歌经营，她本人在讲述它们时所使用的完全是另外一种腔调。她的丈夫所从事的白卫运动在她看来是纯洁的，是英雄主义的牺牲，而那里的旧相识们则是宫廷肖像画的原点，优雅生活的典范。曼德尔施塔姆在书写它们时所使用的浓缩与变形，在她看来并非文学手法，而是对无法自我捍卫者的挖苦。此间有很多东西，时隔一个世纪才能理解得更为透彻。比如，令茨维塔耶娃愤慨的戏谑称谓“保姆上校”，在曼德尔施塔姆的字典里其实充满了深刻的柔情——他在致妻子的书信中就是以“保姆”这个字眼署名的。
这些光学系统互不相容，也没有必要将其协调一致；但愤怒却不着痕迹地从费奥多西亚章节转向了全书的核心部分——关于过去的论述，整本书便是为它而写的。时间过去了，不睦却留下了。1931年，茨维塔耶娃在给女友的一封信中写道：“曼德尔施塔姆的那部死产的散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