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月，夜半。这个点的电话铃声总会令人心惊肉跳，特别是当它乍响在公用住宅黑黢黢的腹地里时。公用电话机放在墙边的搁架上，焦急而执拗地等待人们披上衣服跑过去。听筒里的声音稀奇古怪，数十年之后，父亲已经很难用言语描述它了：那声音沙哑，既像吧唧嘴，又像沟渠流水，说道：“孩子他姥爷要去了，赶紧来一趟。”父母便去了。房间里（具体哪个不记得了），睡着年仅两岁的我。仅仅四个月前，奥莉加·米哈伊洛夫娜——妈妈的妈妈没了，年仅五十八岁。
那栋房子位于澡堂胡同，周围全是一模一样的二层小楼，在漆黑的夜里很不好找。门开了，一位穿衬裙的女士在暗弱昏黄的灯光下迅速闪到一旁。屋内是一个房间和一张床，床上，在一堆被褥中间，躺着魁梧的外祖父，光着身子，已经断了气。遗体上覆满了蓝色斑块，房间里所有的灯都亮着。
外祖父年纪也并不大，只有六十二岁。几年前，他和妻子搬进了这栋属于他们自己的合作社住宅；外祖父建设性地参与了住宅建设，在小楼前的一长条空地上种上了丁香花，并按照自己的意愿栽了一排状如鲱鱼的钻天杨。后院也如法炮制，妈妈说，这些树木会让外祖父想起南方——他是敖德萨人嘛。如今，钻天杨环绕在小楼周围，小楼内却已人去屋空，如同藏在金字塔里面的空盒子。外祖母生前采回的一束不知名的野花蒙上了灰尘。存放着外祖父存折的那个抽屉空空如也，存折到哪儿去了，妈妈也不知道。给警察局打了几次电话询问案子进展，警方承诺调查清楚并回电，最后终于等到了唯一的一次答复：他们建议我的父母不要再继续追究此事，以免事情变得更糟。真是奇怪，怎么可能还会更糟？
那是我们家族的转折之年，家族从此失去了长者。随着外祖父母相继故去，我的母亲扮演起了牧羊人的角色，开始率领这一小群构成奇特的羊群：除了少不更事的我，还有两个九十岁的老太婆——太姥姥别佳和太姥姥萨拉，两人总是相互报以礼貌的冷漠。如今她们必须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一个独子，一个独女，原本是某种保温材料，柔软可感的衬垫，放置在她们与刮着莫名其妙的穿堂风的新生活之间——却突如其来地相继去世。有人说，随着父母去世，将我们与死亡隔开的最后一道屏障便破碎了。而子女的去世对两位太姥姥的损失更甚，死亡如今从四面八方朝两位耄耋老人围堵而来。
父母心知肚明，外祖父是被人谋杀的。但没有人知道，杀人者是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在那栋不详的住宅里究竟包藏着怎样的阴谋，外祖父这样一位平和良善之人又是如何卷入其中的。不过，其实也有一些蛛丝马迹可寻。外祖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