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礼——公墓的家族片区近半个世纪以来头一次张开又闭合了自己的大嘴，接纳了新的住户——刚一结束，外祖父便向妈妈坦白了一桩秘密。原来，他有过另外一个女人。他请妈妈对这件事冷静看待，心平气和地讨论将来的打算。事情可以得到圆满解决：妈妈可以搬到澡堂胡同的房子里去，那里供孩子玩耍的空间比波克罗夫斯卡的公用住宅大；而外祖父和他的女友刚好可以搬到公用住宅里去。外祖父谈论这些事情的语气完全是就事论事的，连同其余的好处：他的女友现下没有工作，完全可以照顾年幼的我——她非常喜欢孩子。
这些事我是很多年后才支离破碎地听说的。而在此前，我所得到的关于外祖父母死因的回答总是和世界秩序一样一成不变，其忧郁的对称曾一度令我深感迷惑：外祖父死于肺炎，外祖母死于心衰。这两种病听上去都令人似懂非懂，因而更显得异常可怕，肺和心脏由此成了我幼小意识中最为重要的人体器官，非但足以决定生死，而且动辄便要背信弃义地发炎或衰竭。我至今仍记得那种猝不及防的惊天逆转带来的惶惑与可怖，当十七岁的我第一次听到父母向我透露事情真相时。这个故事本身便是可怕而疑窦重重的，无法提供任何答案，但最艰难的还是讲述过程本身，我的父母显然极不情愿推开那扇锈在滑轨上的铁门，露出那个向外喷吐着非人寒气的黢黑窟窿。他们无法回答我的问题，甚至于最简单的那个：那个女人是谁？他们同样一无所知。在当年的1974年8月，妈妈愤然拒绝与她见面，不愿意接纳这个挤占廖尼亚对廖利娅思念的不速之客。三个月后，廖尼亚本人也沉入了黑夜，连同他的规划，他那鞋刷毛似的胡子茬和那些忧郁、好笑的幽默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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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利娅和廖尼亚，在我脑海中一直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和他们的名字一样，如此完美而又平等地相互补充着。他们那不无孩子气、充斥着感叹号和省略号的通信是于1934年写下的，那时的生活还显得十分笨重而耐久，每去一趟达洽都要大动干戈，运送家具、手提饭盒、衣服箱子、煤油炉和茶炊的马车队在凌晨的莫斯科鱼贯而行，但没有一个人会觉得麻烦，仿佛理应如此。曾祖辈郑重其事的生活方式还多多少少站得住脚，尽管也出现了一些新风尚和露水鸳鸯式的偷欢。廖尼亚向廖利娅提出求婚并得到了应允，但也有一些附加条件。他们遵守了承诺，没有急于要孩子；正是青春燃烧的岁月，穿插着旅行、疗养、海滨度假；在山区拍摄的照片上，旅行者在镜头前摆着姿势，一辆黑色的甲壳虫轿车，一袭蝶舞碎花裙。廖利娅完成了医学院的学业，廖尼亚也以优异的成绩从建筑学院毕了业，开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