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他们会使用任何能让利润最大化的生产方式，他们可以雇用童工生产足球，也可以用高科技机器生产微芯片。没有什么更高的权威——不管是国王、教皇，还是计划部长——能够指导个人需要什么和生产什么。在此基础上，许多自由市场经济学家都主张，个人的消费自由跟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密不可分。哈耶克那本影响深远之作《通往奴役之路》，以及弗里德曼大力鼓吹自由市场体系的《自由选择》就是显例。
此外，这种个人主义经济观为市场机制的正当性提供了一个矛盾但强有力的道德理由。故事是这样的，我们作为个体只为自己做选择，但其结果却是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我们社会不需要个体是“好人”（good），就能让经济运转得有效率，并惠及所有经济参与者。或者，更准确地说，正因为个体不是“好人”，无情地追求自身效用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经济才会有效率，让所有人受益。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第二章有一段话，正是阐述这种观点的经典名句：“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师或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
以上理由听起来似乎有道理，实际上问题很大。先讲政治上的理由。一国的经济自由跟它的政治自由并没有明显关系。许多独裁政权实施非常自由市场的政策，而许多m;主政权，比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税收高，管制多，因此经济自由度低。事实上，许多信奉个人主义的经济学家，甚至愿意牺牲政治自由来维护经济自由（这就是哈耶克称赞皮诺切特在智利的独裁统治的原因）。在道德理由上，我之前讨论的许多理论（包括基于新古典个人主义视角下的市场失灵论）都表明，个人通过市场不受限制地追求私利，往往没能产生社会想要的经济结果。
其实在个人主义经济观成为主流之前，大家都已经知道它的这些局限，因此，它之所以能够成为主流，至少有一部分要归因于它的政治主张（即观念的政治）。跟其他几个学派（尤其是跟以阶级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或凯恩斯学派）相比，个人主义经济观从那些手握金钱和权力的人身上获得的支持和认同要多得多，因此，影响也就更大。它之所以能够得到有钱有权者的支持，是因为它将社会底层结构比如财产所有权和工人权利，视为既定的，而不去质疑现状。[1]
组织作为主角：经济决策的现实
有些经济学家更关注现实的经济决策，而不是理想的经济决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赫伯特·西蒙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他们发现，个人主义观从19世纪末就过时了。从那时候起，从事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的已经不是个人，而是内部决策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