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颇为讽刺。但在这种情况下,默认并不意味着我们关注女性。相反,研究把重点放在睾丸的发育上,认为它是一个“主动的”过程,而女性的性发育则被视为一个被动的过程——直到2010年,我们终于开始研究卵巢发育的主动过程。[29]
大多数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研究都是在男性身上进行的,而女性的参与比例始终很低,1987年至2012年间,人们进行了31项里程碑式的充血性心力衰竭试验,而其中女性参与者仅占25%。[30]在发展中国家,女性在成年HIV阳性患者中占55%,[31]在非洲和加勒比地区,5至24岁女性患HIV阳性的可能性是同龄男子的6倍。[32]我们还知道,感染HIV病毒后女性的临床症状和并发症与男性不同,然而在2016年,一项对美国在HIV研究中纳入女性情况的评介发现,在抗逆转录病毒研究中,女性仅占参与者的19.2%,在疫苗研究中占38.1%,在寻找治愈方法的研究中占11.1%。[33]
由于孕妇长期被排除在临床试验之外,我们缺乏关于如何治疗她们的可靠数据。我们可能不知道一种疾病将如何发展,也不知道可能的结果是什么,尽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说,许多疾病可能“对孕妇造成特别严重的后果,或可能伤害胎儿”。[34]一些流感病毒(包括2009年H1N1猪流感病毒)在妊娠期间症状会特别严重。也有证据表明,在孕期患SARS可能会加重病情。孕妇不愿意参加医学研究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只能举手投降,自认无能为力:我们应该经常性、系统性地跟踪、记录和整理孕妇的健康结果。但我们没有——甚至在大流行病期间也没有:2002至2003年SARS在中国,bao发期间,孕妇的健康状况没有得到系统的追踪,因此,世卫组织指出:“不可能完全确定怀孕期间SARS的病程和结果。”[35]原本我们可以轻易避免又一个性别数据缺口出现,从而避免下一次大流行病到来时缺乏相关信息。
就像解剖学教科书没有涵盖女性一样,医学试验没有纳入女性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它的根源在于把男性身体默认为人类身体,但是这种传统偏见在20世纪70年代极大地加强了,其巅峰是20世纪一起最严重的医学丑闻,它对女性的健康造成了巨大的损害。[36]
1960年,医生开始给有晨吐症状的孕妇开沙利度胺(thalidomide)处方。自上世纪50年代末以来,这种药物在许多国家都是一种温和的非处方镇静剂。人们认为它是安全的,因为它的研发人员“找不到足以杀死老鼠的剂量”。[37]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