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救国委员会的言论,《杜申老爹报》《老科德利埃报》等报纸被封,言论出版自由不复存在。集会结社自由也随着雅各宾派的集权化而消失——“群众”的力量曾经是雅各宾派清除异己的助推力,但是随着清洗的结束,罗伯斯庇尔下令关闭全国各地的辩论俱乐部,连无套裤汉们也失去了组织基础。
于是,解放运动成为人人自危的政治恐怖主义。遍布全国的“监察委员会”负责搜集所有人的言行情报,g,m法庭则可以逮捕任何“自由之敌”。谁是“自由之敌”?标准模糊不清:阴谋反叛、价值观扭曲、意见不一致、发表不当作品,甚至拥有一幅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画作都可能入罪。“1793年6月21日,在圣安托万郊区的工人阶级生活区,人们听到一个男人叫喊:以前,香皂只要12苏,现在香皂要40苏。共和国万岁!”他因此被捕。[4]在这个过程中,法治自然被抛之脑后,对吉伦特党人的审判没有出具任何文件,也没有任何辩护律师,甚至许多被指控的人被禁止发言。当丹东、德穆兰等相对宽容的雅各宾派对g,m大开杀戒表示不满时,他们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宗教自由远在大恐怖时期之前就已经被侵蚀。1789年国民议会决议将教会财产“交给国家支配”;1790年的《教士公民组织法》则要求牧师宣誓效忠新政权,并日常宣读议会的所有法令,成为g,m政权的“宣讲代表”。到了g,m的高峰期,针对教会的“破四旧”轰轰烈烈地展开,教堂里的十字架被砸掉,含有圣徒名字的街名地名被更换,巴黎圣母院则干脆改名“理性殿堂”。可以说,g,m自身成为一种新的宗教。
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凋零也成为必然。尽管《人权宣言》中宣称了对财产权的保护,但是战争、叛乱、经济危机等一系列困境还是使得这些条款被束之高阁。逃亡贵族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富人被强行“借款”,面对民众要求粮食限价的呼声,国民公会出台法令予以支持,对此罗伯斯庇尔表示:“财产权并不等于让市民同胞们忍饥挨饿!大地的粮食,就像空气一样,属于每一个人。”[5]
所以,我们看到,一方面,法国g,m中的m;主原则更加激进,m;主实践更加深入,但另一方面,g,m的风,bao卷走了政治自由、经济自由、宗教自由、法治精神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g,m所确立的m;主政体,是一种“不自由的m;主”,或者用学者塔尔蒙(JacobTalmon)更早发明的概念来说,是一种“极权主义m;主”。
善与恶的“捆绑销售”
为什么一个如此高远的m;主理想在实践中变形为“不自由的m;主”,乃至最后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