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Moore1966)一书的经历改变了一切。那时英国的许多历史研究十分无聊——我们赢得了战争，所以没有必要去想象制度的改变。所以遇到一本在历史方面内容丰富但又热衷于提供解释，且有一种更好地把握我们未来的视角的书，对我来说不啻是一种启示——尤其是当20世纪50年代的宁静和谐被20世纪60年代来源多样的冲突所替代的时候。自此之后，我的作品就在历史学和社会学之间徘徊——提醒历史学者解释的必要性，也让社会学者意识到，如果他们的观点不能解释整个历史，他们就无法理解社会生活，更不用说去理解工业社会。
在我选择比较历史社会学这条路径后，其他一些学者的作品对我来说也变得十分重要，我也开始能够理解他们对这一学术路径的贡献。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维也纳很重要，尤其是其中那些有犹太背景的学者。他们面临反犹主义时如此不安，以至于他们生产了现代社会理论的核心文本：波普尔(Popper)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945)包含着对民族主义发自肺腑的厌恶，因为那对少数群体来说将是灾难性的；同一时间，波兰尼(Polanyi)的《大转型》(1944)完全就是提供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和20世纪中期法西斯主义灾祸的理论。然后是法国的阿隆(Aron)，20世纪30年代早期在德国教书的经历使他放弃了晚期涂尔干主义的自由和理性的乐观主义，转向他后来进一步发展的韦伯主义观点——这种转向在他最优秀的著作《和平与战争》(1966)之中可能体现得最为显著。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内的流亡者们——伦敦的波普尔和盖尔纳(Gellner)，以及美国的本迪克斯(Bendix)都非常重要(Bendix1978)。最后，生于爱尔兰但在英国接受教育的杰出马克思主义者佩里·安德森(PerryAnderson)，也做出了超凡的贡献；他的两大卷有关古典世界和欧洲绝对主义的著作为后来的研究树立了一个标杆(Anderson1974a；1974b)。
但这些学者之所以能够走上前台，只是因为20世纪60年代环境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将比较历史社会学放到了社会研究的中心位置。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与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相关联的冲突和对越南战争的反对取代了20世纪50年代的平淡稳定。年轻的美国学者尤其强烈地感受到了国家的存在，因为国家可能会将他们送往战场；同时他们也震惊地发现，在他们的政体之中，种族主义仍然如此严重。促成历史和比较研究的机制通常是这样的：拒绝服兵役就得去到国外，去到国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