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会经历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带来的最直接后果是什么？让我们考虑下面两个例子。
一个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斯考切波(Skocpol)，她的《国家与社会g,m》(Skocpol1979)是一部有着重要影响力的作品。她挑战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现代世界中g,m的起因。她的作品有一个背景假设：只要一个国家还能够维持军事力量镇压自下而上的压力，g,m就不会发生。她是对的，这在最近的伊朗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军队没能镇压1978年反对沙阿的叛乱，这导致了1979年霍梅尼(Khomeini)领导的g,m；自那以后，国家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能够动用一切武力压制学生运动，因此得以成功地保护了自己。因此，斯考切波对于成功g,m的解释强调：g,m往往发生在国家由于先前卷入战争而破产、破产使得保护国家所需的武装力量衰减的时候。这对于法国和俄国g,m来说当然是对的，尽管用来解释反对沙阿的g,m因素略微有所不同。
曼注意到了这种差别，并且超越斯考切波，提供了一个更为一般性的关于g,m的理论(Mann2012)。一方面，他强调政治精英之间的分化的重要性。这种分化曾出现在18世纪晚期的法国，精英间的分化让自下而上的运动能够蓬勃发展。相反，精英面对g,m时的团结，则很好地解释了19世纪大多数时间里g,m的缺失。另一方面，曼也补充了关于g,m行动者的有力分析。国家崩溃是一回事（在斯考切波看来，国家崩溃不仅由地缘政治因素，且由自下而上的农业阶级的压力导致），一场全面的社会g,m——财产和权力关系的真正变革——又是另一回事。沙皇俄国被日本打败后于1905年的崩溃不是一场g,m，早期美国也没有发生g,m。一场g,m的出现取决于行动者拥有一种对世界替代性的想象，并准备将之付诸实践。这正是列宁在《怎么办？》中已经提出的：工人的行动可能导致国家的崩溃，但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只能够由——也确实是由——布尔什维克党提供的对替代性未来的想象所成就。相似的观点也可以用来评述雅各宾派和反对沙阿的主要神职人员。
第二个代表性的发现与之相关。尽管列宁对g,m的本质有着非凡的洞见，但他的路径缺少了一个重要的方面：说工人没有自己的g,m意识是不对的。在列宁的有生之年里，俄国的工人有时是真正的具有g,m性的，尤其在1917年他们在街上设起路障的时候，他们制造了权力的对立。那为什么工人的g,m意识还会变化呢？其中最显著的解释就是去比较性地看待在1914年之前发生的工人阶级运动。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