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年以前，国家力图控制人民，而不是像两次战争之间的时期那样动员人民。据此，可以很容易就构造一系列阶级意识的不同层次(Mann1993)。在美国，阶级意识几乎不存在。白人男性在19世纪30年代获得了选举权，将国家变成他们自己的国家，并因此把斗争限制在了工业领域。在英国，当国家短暂地威胁到了工会权利，工党就出现了，但它尚缺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这个分类的另一端，则是德意志帝国和沙皇俄国。反社会主义的法规在1878—1890年期间确实在工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间建立了联系，使得德国社会m;主党在退回到改良主义之前一度看起来像是社会主义转型的代理人。俄国也有类似的变化：当国家允许工人拥有组建工会的权利时，工人是改良主义的，当独裁z.府过于残酷以至于工人们不得不对抗国家时，工人则是g,m的(McDaniel1988)。我们很容易观察到其中的逻辑。多数人害怕被杀死，在改革这个选项可行的情况下，人们会更倾向于改革。因此，阶级意识既来自纯粹的经济因素，也同样来自政治排斥。对此立场，古德温(Goodwin)说得最清楚。他的研究说明，人们只有在“没有出路”的时候转向g,m(Goodwin2001)。而更完整的带有社会学洞见的观点则更全面。社会运动会带有与它们互动的国家身上的特征。包容使改良主义政治得以存在，因此驯化了激进主义；相反，排斥将导致政治化，最终引向对国家的攻击。这个理论洞察来自赫希曼：发言权创造忠诚，而发言权的缺失带来政治化。值得注意的是，赫希曼在他的著作《退出、呼吁与忠诚》中所使用的概念是“退出”，而非政治化(Hirschman1970)。这提醒我们，这一普遍的理论适用于人们进入现代世界的另一种形式，即民族的形式。在这里，退出恰好是正确的词汇：如果一个民族在一个更大的政治框架内没有被允许拥有其文化和政治权利，它可能真的会寻求退出——就是说，它可能选择脱离。
但是我们可以超越这一点。在讨论比较历史社会学当前议程之前，如我所说的，让我们转而看看具备历史视野和采用比较方法带来的好处。这个选择必然又是个人的、反映我自己的观点，且由于集中关注资本主义世界发达的核心部分而略有偏颇。
历史的用处
我们可以再次考虑将社会演化的性质作为起点，因为比较历史社会学提示我们，有些东西对于所有社会研究来说都是十分基础的。韦伯在讨论“改变世界的单一事件”(singularuniversals)的时候提出了很重要的一点。<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