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伯此话的意思是说，有些单一事件/变化可以改变世界，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最重要的例子就是资本主义的兴起是偶然的：这发生在特定的地点和时间，但其所创造的财富和权力迫使其他地区也必须模仿资本主义以求生存。——译者注">基于最简单的原因，社会科学必须是历史的。一个地方的根本变化会形塑其他地方的反应。最典型的例子是资本主义——特别是15世纪以来在欧洲西北部以工业形式出现的资本主义——的出现。某个地方出现了新突破，没有人理解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自那以后，政治就是模仿而不是发明。尽管答案并不总是简单的——实现欧洲主导地位的秘密究竟是教育、世俗主义还是强有力的国家？——但政治被有关一个新的世界的可能性的知识所改变了。所有这些都是在说，既然没有办法重复关键历史时刻，社会科学必须经常理性地、尽其所能地复现在单个案例中发生的事情。对此，比较历史社会学的一个根本贡献来自盖尔纳提供的一个非常简洁的“农业—文化政体”(theagro-literatepolity)模型(Gellner1983；Hall2012)。<注："盖尔纳此概念是指，在前现代世界的大部分时期，农业社会是高度分层的，其中有一小部分精英掌握了读写和建构文化的权力，他们可能是官僚、教士或贵族等。他们掌握着所谓的高文化(highculture)，与农民的地方性低文化(lowculture)相对。而进入现代世界之后，读写能力普及，高文化成为普遍的文化，从而催生了民族主义。这里暂时翻译成“农业—文化政体”。——译者注">
前工业社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认为的“社会”。相反，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精英处于各种社会群体之上，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其他群体因为相对弱势，不会也不能干涉这些文化和语言。这不过是些微型的利维坦。地方层级的秩序通常建立在亲属关系纽带的基础上，因为地方上的许多人没有属于一个更大的政治实体的感觉。相比之下，罗马精英确实共享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是以拉丁语和希腊语知识为基础的。举例来说，一个北非或中欧的别墅也有可能和英国或西班牙的相似。<注："前现代社会的规则系统之间的差别是巨大且明显的。盖尔纳的模型的一个更大的优势在于，它突出强调了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精英之间的不同利益。盖尔纳给出了一套简洁的四组对比：集中的/非集中的，种马/阉人，开放的/闭锁的，结合的/非结合的。每一组对比都有一个例子来说明：第一组比如罗马教会和伊斯兰教乌里玛(ulama)宗教阶层的分散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