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富史料和点到为止
议论在这方面提供
启发和线索。乡里制度早期形式产生于诸侯竞争春秋战国时代，如赵鼎新(2006)所示，那是
个“全民战争”时代，动辄数十万兵力投入。例如，《资治通鉴》卷十六所记，汉文帝朝间，吴王起兵动员令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将；少子年十四，亦为士卒先。诸年上与寡人同，下与少子等，皆发。”（司马光等1956，520）不难推测，各国首领需要将其所属民众高度组织起来。军事动员导致劳务资源密集社会组织形态在其他朝代亦时常可见，如文中记述十六国北朝期间军民合府兵制。
然而，从长时段来看，这观点不足以解释中国国家建构与乡里制度关系：古时诸侯国规模较小、层级扁平，易于编户齐民来加以组织。但是当国家规模扩大、层级增加，基层组织形式会产生怎样困难和代价，又会导致怎样应对措施，进而问题是：在统之后，军事动员压力消失，这些基层组织形式又会如何演变呢？
鲁西奇强调国家意图以及自上而下整体设计路径，即“历代王朝乡里制度都是在这总体原则和目标上涉及并制定出来。……在研究过程中，
们将着意于对于此种‘制度背后思想（或理论、认知）’探究与揭示”(p.17)。这思路带有很强理性预设色彩，值得进步讨论。
当代社会科学个重要推进是对国家、社会等宏观概念微观基础认识，特别是对其背后多重利益和政治过程分析解释。例如，政治学领域中有关利益集团、庇护主义、法团主义分析研究；经济学领域中关于委托—代理以及相应契约关系和制度安排理论讨论；社会学领域中关于群体、分层、阶级与集体运动研究，等等。由此来看，制度演变不完全是国家意志体现和展开，也可能在其内在多重机制相互作用中发生。
如书中所示，随着朝代更替，乡里制度不断调整演变，在同朝代中甚至同君主统治下，乡里制度目标和政策也时有变动。乡里制度与国家攫取资源目标高度相关，因此这制度特别与人口户籍管理、土地分配有关。但国家目标不是成不变，经常在攫取与养民之间摇摆转变。而且国家目标是多重，包括赋税、劳役、教化、治安等。表达国家意图文字记载或许更多地反映应然理想状态，而不是实际运行状况。
不仅所谓“国家意志”远不是稳定不变，中间层次官僚体制也带来内在多样性。通常认为，科层制组织具有标准化、可预测性等特点。但是，中国科层制度运行终端产出，常常不是某种标准化产品（如统政策执行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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