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打散，用郡县制对全国进行
格式化。这与罗马帝国相当不同。因此秦汉帝国是
元刚性结构，书同文，车同轨，举国上下，如臂使指，步调致。而罗马帝国
文字没能统，政治制度没能统，甚至法律也是不统，保留大量地方自治因素。“2世纪罗马帝国乃是自治城市联盟和凌驾于这个联盟之上个近乎绝对专制君主z.府二者奇妙混合体。”[2]罗马帝国繁荣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有机结合之上。方面，“每个城市都有它自己地方自治，都有它本地‘政治’生活，都有它自己所要解决社会经济问题”；另方面，“在所有城市之上，有个强有力中央z.府，它执掌国家大事——外交、军事、国家财政”。这也许更接近顾炎武、黄宗羲等人结合郡县制和封建制长处政治构想。
罗马帝国远没有中国这样成熟而庞大官僚体系，到中世纪，官僚系统在欧洲干脆消失，因为各地基本上是封建自治。在西方历史发展中，在分裂和动荡当中，社会自治直发挥着很大作用，比如中世纪西欧庄园、行会、教区、俄罗斯米尔内等，都是定程度上自治社群。
而中国很早就用官僚体系取代社会自治功能。在西欧中世纪，自治城市成为体制外权力中心，市民联合起来，从封建主手中购买到自治权，成为体制外异己力量，这在中国是完全不可想象。
第二，中国中央集权受到约束很小，而后发展起来欧洲中央集权受到重重社会力量约束。
正如封建制是国家早期形态样，中央集权制也是历史发展必然，欧洲崛起与统民族国家出现密切相关。不过，西欧中央集权国家和中国中央集权形成过程相当不同。欧洲是在议会、自治城市、行会等多种社会力量发育起来之后才出现中央集权国家。因此，在欧洲民族国家中，君主专制权力是有限，君主权力不仅受法律、议会制约，也受到各社会阶层、利益团体限制。
而中国完全不同。中国“国家巩固发生在社会其他力量建制化地组织起来以前”，在其他国家发挥约束力量世袭贵族、教会、商人组织等力量，都无法约束传统中国强大中央集权。[3]
欧洲中央集权之路，还进行过多种探索和比较。英国之所以后来能超越西班牙，就是因为它体制既比荷兰松散城邦联合体更有凝聚力，同时又比西班牙君权受到更大约束。通过光荣g,m，“英格兰人成功地驯服庞然大物型现代国家，他们没有摧毁利维坦巨大能量，相反是使它响应他们意愿，服从他们法律”。因此，英国到后来家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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