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反犹主义这把剑,这个夺剑的形象是个画龙点睛的收尾之笔,点明了纳粹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本质上是一回事。
格罗斯曼在一篇假借书中人物伊康尼科夫谈论“愚蠢的善举”的文章中最为直截地表达了他的观念。伊康尼科夫以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不久前亲眼看见20000名犹太人惨遭屠杀。[39]每当听到诸如创造世界新秩序这话,我们最好回想一下这篇文章里的某些想法:
哪里有善的曙光升起—这种善是永恒的,并且永远不会被恶所战胜,当然那种恶本身也是永恒的,也永远胜不过善—哪里就会流血,就会有大批儿童和老人死于非命。不但是人,就连上帝也无法消除现实的恶。[40]
看样子,只有个人才能保住这颗种子令它存活,只有未被国家意识形态征用的语言才能讲到这颗种子。德国人命令伊康尼科夫去修建毒气室,他拒不从命,此举实际上是将他自己置于死地。在此之前,他找到一位意大利神父,用一种令人难忘的混杂着意大利语、法语、德语的大杂烩语言问了一个深奥的问题:“Quedois-jefaire,miopadre,noustravaillonsdansunaVernichtungslager.”(“咱们在建毒气工厂了。神甫,我该怎么办?”)[41]有人说,格罗斯曼的文笔有点儿笨重,典型的苏式风格;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格罗斯曼能写出各种各样诗一般的语言,有伊康尼科夫笨拙、破碎的语言,也有克雷莫夫自我谴责时那种雄辩的语言,但是他不太相信为诗而诗,所以,只有在平常语言不足以表情达意的时候,他才写诗意的语言。
或许只在一个方面,格罗斯曼不如托尔斯泰:他没有托尔斯泰那样高超的再现鲜活而完整的生命的能力。托尔斯泰刻画的年轻的娜塔莎·罗斯托娃那种形象,《生活与命运》里面是找不到的。但是,格罗斯曼描写的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时代之一,所以尽管最后一章歌颂明媚的春光,写到耀眼的阳光照在冰雪上,别廖兹金(Byerozkin)和他的妻子“从亮光中穿过,就好像从密密的树丛中穿过”,但这部小说的整体色调是阴郁的,大多数的陪衬情节都以主要人物的死亡作结,有时候死去的还不止一人。不过,格罗斯曼并不是没有爱、没有信仰、没有希望。在他的信念里甚至含有一种坚强的、清醒的乐观精神,他坚信,即使身陷苏联或纳粹的集中营,也并非不可能坚守道义,仁慈待人。格罗斯曼能够细腻地理解人的过错、人的疑虑、人的表里不一,理解道义选择是痛苦的、复杂的,这种理解给予他的作品非凡的价值。
这种对于道德的微妙的理解,是让我们将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