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斯曼与另一位作家—契诃夫—联系起来的诸多特质之一，尽管二人在写作篇幅上大不相同。《生活与命运》有很多章节，单个拿出来与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惊人地相似。阿巴尔丘克和一个朋友争论不休，不料几小时后这个朋友被一个罪犯杀害。阿巴尔丘克把罪犯的名字告诉了劳改营当局，这样做相当于自寻死路。他觉得做一个堂堂君子是立身之本，告发凶手更让他自觉义薄云天。底气一足，对死去朋友的怒气更大了，想好好教训教训他。读者一方面赞赏阿巴尔丘克的勇敢，一方面厌恶他的自命正直。
书中关于斯大林格勒年轻士兵克里莫夫那一章也颇有契诃夫式的讽刺意味。克里莫夫遇到德军轰炸，迫不得已在一个弹坑里躲了几个小时。以为身边躺着的是一个俄国同志，他突然感到一种他不应有的对于人类温暖的需求。这个杀人有术的侦察员于是握住了那人的手。没想到那人是个德国兵，碰巧也在这个弹坑里躲轰炸。等到轰炸结束，这两个士兵才意识到彼此都弄错人了；他俩默默地爬出了弹坑，各自都害怕被上级看见，说自己通敌……在关于红军驾驶员谢苗诺夫的一章里，格罗斯曼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但是说得更含蓄。谢苗诺夫被德国人俘虏，在奄奄一息快要死了的时候，德国人把他给放了。这时候，一个乌克兰农家老太赫里斯佳·丘尼娅克把他接进自己的茅舍，给他喂饭，护理他。[42]过了一个多月，谢苗诺夫恢复了体力，一个邻居来串门，谈着谈着就谈起了农业集体化。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的救命恩人，“这个舒适的农舍的女主人”[43]曾几何时几乎快要饿死了，当时命悬一线，就像他自己刚住进来的时候一样。而赫里斯佳那天晚上睡觉前，觉得要在胸前画个十字才安心；字里行间看得出，如果她早知道谢苗诺夫是赞成农业集体化的，并且是从莫斯科来的，恐怕不一定会救他的命。仅仅十二年前，正是那些莫斯科来的苏共党员、共青团员导致她全家人活活饿死的惨剧。她对人善良，似乎和她的认识水平无关；甚至可能正是因为她的缺乏认识。
正好像《生活与命运》可以作为一系列微型画像来看，在格罗斯曼看来，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合在一起，也可以作为一部史诗般宏大的作品来读。格罗斯曼塑造的一个人物向契诃夫表达了敬意，他的一番话道出了格罗斯曼自己的希望和观点：
契诃夫使我们认识了整个的俄罗斯，俄罗斯的各个阶级、阶层、各种年龄的人……但是不仅如此。他使我们认识了这平平常常的许多人，明白吗，俄国的平常人！……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