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44]
我们或许可以把《生活与命运》称为契诃夫式的人性史诗。像任何一部伟大的史诗作品一样,这本书偶尔也超出了史诗的框架。在驶向灭绝营的火车上,一个已届中年、没有孩子的医生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列文顿“收养”了小男孩达维德。格罗斯曼不光把自己的生日—12月12日—给了这个孩子,还把自己很多童年的回忆也给了他。当一个德国军官下令内科医生和外科医生走出队列时,索菲亚没站出来,她不肯扔下达维德不管,不肯扔下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认同感的犹太人们,而宁可放弃自己的生命。一大群人被赶进了毒气室,索菲亚和达维德也在这群人里。达维德是先死的,索菲亚感到孩子的身体在她怀里渐渐沉下去。这一章是这样结尾的:
这孩子的身体小得像鸟儿一样,比她先走了一步。
“我做妈妈了。”她想道。
这是她最后一个念头。
可是她的心还活着:心在紧缩,疼痛,在怜惜你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人们。索菲亚感到一阵恶心,就把达维德,已经成了尸体的孩子紧紧搂在怀里,她也成了死人,成了尸体。[45]
索菲亚·奥西波芙娜在弥留的时刻第一次感到了母爱的力量。她终于当上了妈妈—可是,她给孩子带来了生命还是带去了死亡?我们不能说:达维德已经死了。达维德/瓦西里还活着—索菲亚一定也还活着,因为她的心不仅怜悯已经死去和正在死去的人们,不仅怜悯她同时代的人,而且也怜悯“你们大家”,也就是说,怜悯我们这些读者。或许她给瓦西里·格罗斯曼,也给一些读者,带来了更充实、更深刻的生命,虽然这生命痛苦照旧。
格罗斯曼曾经给爱伦堡写过一封信谈《黑书》。正像信里所说,他深感为死者说话,“为长眠者发声”[46],是他的道义责任。但同样重要的,是他感到死者在支撑着他;他相信死者的力量能够帮助他履行为生者尽力的职责。维克托·施特鲁姆的故事,结尾处有一种谨慎的乐观,从中可以清楚看到格罗斯曼这种责任感。施特鲁姆明知那些人是无辜的,可是不昧着良心构陷他们,自己那几个新到手的特权就没了,于是一反常态地在官方的诽谤信上签上了名。施特鲁姆希望他死去的母亲下次会帮助他,让他有所长进;他在小说里的最后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好吧,咱们就试试吧……也许,我还有足够的力量。妈妈,妈妈,这是你的力量。”[47]
格罗斯曼母亲的二十周年忌日那天,他给母亲写了一封信。他的情感在信中表达得更加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