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妈妈,我就是你,只要我活着,你也就活着。我死以后,你还会继续活在这本书里。我把这本书题献给你,书的命运是和你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的。”[48]他感到母亲就在这本书里活着,这似乎让他觉得《生活与命运》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活体生命。[49]他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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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加勒德(JohnGarrard)和他的夫人卡罗尔(CarolGarrard)合写了一本优秀的格罗斯曼传记《别尔基切夫的灵骨》。约翰·加勒德来信说,格罗斯曼有“两个未愈合的伤口”:
第一个伤口是沉默的文化。苏联犹太人的死亡,当地老百姓做了帮凶。在前苏联的领土上,大家至今还保持沉默,绝口不提这件事。有一位美国和平卫队的志愿者被分配到别尔基切夫工作,上个月她给我来信说,她正在寻找犹太人大屠杀的准确地点。她请乌克兰朋友帮忙寻找(她会说乌克兰语),大家却茫然看着她,都矢口否认,说没发生过这样的屠杀,也没有这样的尸坑。第二个伤口与斯大林格勒战役有关。通往著名的“斯大林格勒陵墓”的花岗岩墙上刻着一排大字:“一个德国兵问道:‘他们又向我们进攻了,他们能是普通人么?’”在陵墓的大厅内,一个苏联红军战士的回答用烫金大字刻在了墙上:“是的,我们确实都是普通人,活下来的没有几个,但是为了神圣的俄罗斯母亲,我们都履行了爱国者的责任。”
这些话是从格罗斯曼一篇文章上摘录下来的,该文题目是《在主传动线上》,最初刊登在《红星报》上,后来《真理报》也转载了。但是,这个纪念馆的设计师们并没有注明这两句话的作者是格罗斯曼。纪念馆的导游人员至今仍然在说,他们不知道这个语录的作者是谁。[51]
纪念馆修建期间,格罗斯曼在默默无闻中死去。纪念馆1959年奠基,1967年完工;《生活与命运》1961年被“逮捕”,格罗斯曼于1964年逝世。苏联当局对待格罗斯曼的方式,似乎是将他劈作两半,两个“格罗斯曼”互不相干:一个是持不同政见的犹太人,他的作品必须保持沉默;另一个则代表了“苏联人民的声音”,他的话可以用巨大的字体刻在墙上,只要不提他的名字就好。直到今天,斯大林格勒陵墓始终没有注明作者就是格罗斯曼。格罗斯曼天上有知,对此可能只会耸耸肩;他“为长眠者发声”,如果言者谆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