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豆。他像新婚男子似的，为自己取得的每个成功感到高兴。昨天他在屋里挂起了壁毯。“没关系，没关系，我们一切都会熬过去的，”他重复道，“主要的是储备食物和木柴。”
他对我说，在犹太人区应该开办一所学校。他甚至请我给尤拉上法语课，上一次课给我一盘汤作为报酬。我同意了。
斯珀林的胖妻子，范妮。鲍里索夫娜却常常唉声叹气说：“一切都完了，我们也完了。”但尽管如此，她却留心监视着大女儿柳芭，生怕她送给别人一撮菜豆或者一小片面包。柳芭是个善良可爱的姑娘。小女儿阿利娅最受母亲宠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妖精：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又多疑又吝啬，经常向父亲和姐姐大喊大叫。战争爆发前不久她从莫斯科来这里做客，滞留在这里回不去了。
我的天哪，周围的人们是怎样的贫穷！如果有人谈论犹太人的财富，说他们一直在积攒钱财以便应付倒楣的曰子，让他看一看我们的老城区就知道了！现在倒楣的曰子来临了，再没有比现在更倒楣的了。要知道，老城区不光住着仅带十五公斤行李的犹太移民，这里还一直住着不少年迈的手工业者、工人和护理员。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住在狭小的房子里，拥挤不堪。他们吃些什么东西呢，你来看看这些半坍塌的、陷进泥土里的小茅屋就知道了。
亲爱的孩子，我在这里见到许多坏人，一些贪婪、狡猾、甚至随时准备卖身投敌的人。这里有一个可怕的人物，姓爱泼斯坦，他是从一个波兰小城镇迁到这里来的。他戴着袖标，同德国人一起去搜捕，参加他们的审讯，经常同乌克兰伪警察一起喝得醉醺醺的。他们派他去挨家挨户地勒索伏特加酒、钱财和食品。我见过他两次，他长得很魁梧，外貌很漂亮，穿一套时髦的淡黄色西服，缝在上衣上的一枚黄色的星章，看上去像一朵黄黄的春菊花。
但我想对你说说另一件事。我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从童年时代我就生长在要好的俄罗斯女孩们中间，在所有的诗人中，我最喜欢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在俄国乡村医生代表大会期间，观看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参加演出的《万尼亚舅舅》，我同全体观众一起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亲爱的孩子，当我还是个14岁的小姑娘时，我们全家打算迁居南美洲。当时我对爸爸说：“我哪儿也不去，宁可投河z.sha，我也决不离开俄国。”我的确没有走。
在这里，在这些可怕的日子里，我内心充满了犹太人的母亲般的柔情。以前我不懂得这种爱。它使我想起我对你的爱，亲爱的孩子。
我经常到病人家里去出诊。狭小的房间里往往挤进来几十个人，有眼睛半瞎的老人，有吃奶的孩子，有孕妇。我习惯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