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这些人的精神追求和喜怒哀乐全部寄托在孩子们身上，他们所关
过了一两个月，格特马诺夫又向马舒克问起这件事：“那个朝肖像开枪的小伙子怎么样了？”
马舒克用平静的目光望着他，答道：
“他的情况不必问了。他是个坏蛋，富农残余，他在审讯中都承认了。”
现在，格特马诺夫用探询的目光望着马舒克，重复道：“不，这不是淘气行为。”
“不过，”马舒克说，“这孩子不满五岁，年龄还是应该考虑萨盖达克的态度最为热诚，以至于大家都感到他的话暖洋洋的。他说：“说句心里话吧，我没有足够的力量对孩子们坚持原则……应该对他们坚持原则，可是我于心不忍。我望着他们，希望他们健康大家同情地望了望萨盖达克。他是一位不幸的父亲。他的大儿子维塔利还在九年级念书时就表现不好，有一次因为在饭馆里打架被警察抓了起来。父亲亲自给副内务人民委员打了电话，才平息了这个由一些名将和院士的儿子、作家和农业人民委员的女儿参加的丢脸的事件。战争爆发后，维塔利本打算志愿参军，父亲安排他进了两年制的炮兵学校。后来维塔利因不守纪律被学校开除，并有可能同增补连一起被送往前线。
现在，年轻的维塔利进人迫击炮学校已经一个月了，没有再出什么事，父母亲颇为高兴，并且充满了希望，但他们心里仍然存留着不安。
萨盖达克的二儿子伊戈尔两岁时患了小儿麻痹症。这场病留下后遗症，伊戈尔不幸残废，走动离不开双拐，萎缩的细腿软弱无力。伊戈尔无法进学校读书，教师们就到他家里来上课，这孩子倒也刻苦好学。
萨盖达克夫妇为了给儿子治病，到处求医问药，不仅在乌克兰，而且在莫斯科、列宁格勒、托木斯克，求遍了所有的神经病学专家。萨盖达克还通过商务代表处或者大使馆弄到外国的各种新药。他知道，人们可能而且应该责备他对孩子过分喜爰。但他同时也知道，他的过错并不是不可饶恕的过错。因为他经常遇到州委某些领导干部溺爱子女，他注意到，新型领导人往往特别宠爱自己的孩子。他知道，人们会原谅他用飞机从敖德萨接一个巫婆来给伊戈尔看病，会原谅他使用机要邮袋把一包草药从远东的一个神父那里寄往基辅。
“我们的领袖们都是特殊人物。”萨盖达克说。“我不是指的斯大林同志，关于斯大林同志的确没什么可说的。不过，他那些亲密的助手们……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也总是把党置于父爱之上。”“是的，他们懂得，这种事不会追究每个人的责任。”格特马诺夫说，他暗示某个中央书记对自己犯错误的儿子过分严厉。
于是他们又重新谈起孩子，气氛也变得亲切自然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