祈祷，同教徒们交朋友，写带有神秘主义内容的诗篇。
现在他正在给斯捷潘诺夫吟诗。
阿巴尔丘克把肩膀靠在钉在一层和二层床铺之间的十字形木板上，听他朗读。多尔戈鲁基半闭着眼睛，用冻裂口子的、颤抖的双唇吟着。他那不大的声音也颤抖着，像冻裂口子似
是可以在化验室工作的——白大褂，编外的女管理员，不再受刑事犯们支配。他也可以在计划科工作，管理矿井……但鲁宾太不仗义。鲁宾想贬低他。鲁宾动摇人的力量，专在人身上寻找从潜意识中偷偷出现的东西。鲁宾是破坏分子。
阿巴尔丘克这一生对机会主义者毫不妥协，他憎恨两面派和社会异己分子。
他的精神力量，他的信念在于司法和法律。他怀疑妻子，便同她断绝了关系。他不相信，她会把儿子培养成一个不屈的战士，他不许儿子用自己的名字。他痛斥那些不坚定分子，鄙视爱发牢骚和意志薄弱、缺乏信心的人。他曾把那些在库兹巴斯怀念莫斯科家庭的工程技术人员提交法庭审判。他把四十名在社会上有欺骗行为、从建设工地跑回农村的工人定了罪。他宣布与小市民父亲脱离关系。
做个毫不动摇的人是幸福的。作出判决时，他坚信自己的内心力量，自己的理想，自己的纯洁。这就是他的乐趣，他的信念。他从不回避党的各种动员。他自愿放弃1934年前的党员最高月薪。在他的忘我精神中有他的自我肯定。他穿着自己一成不变的军便服和靴子去上班，去参加人民委员部委员会议，上剧院，在党送他去治病的雅尔塔堤岸街散步。他想与斯大林相似。
失去审判的权力，他便失去了自我。鲁宾感觉到了这一点。几乎每天他都要暗示悄悄潜入那个劳改营囚犯灵魂里的软弱、怯懦和可悲的愿望。
前天他就说：
“巴尔哈托夫把仓库里的金属提供给罪犯，可我们的罗伯斯庇尔？却沉默不语。鸡雏同样想活命啊。”
阿巴尔丘克想指责某个人时，他感到自己也是被告，便开始动摇，绝望困扰着他，他失去了自我。
阿巴尔丘克停在一个床铺旁，老伯爵多尔戈鲁基正在那里同经济学院的青年教授斯捷潘诺夫说话。斯捷潘诺夫在劳改营显得十分傲慢，当棚屋里进来哪位首长，他拒绝起立。他公开说明自己的非苏维埃观点。令他自豪的是，他与那帮政治犯不同，他被关押，是因为他撰写了一篇题为《列宁——斯大林的国家》的论文，并且让大学生们传阅。不知是第三个还是第四个读者告发了他。
多尔戈鲁基是从瑞典回到苏联的。去瑞典前，他长期寓居巴黎，苦苦思念着祖国。回到祖国一周后他被捕了。他在劳改营里①罗伯斯庇尔（1758—1794），法国雅各宾派领导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