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约定一起吃午饭，诺维科夫先回到自己房里洗了洗，把那件灰尘仆仆的军上衣换了。
集镇宽敞的街上空荡荡的，只有炸弹炸起的弹坑旁站着一个老人，格特马诺夫就住在他家。好像弹坑炸得很合老头的需要，正张开两条手臂在它上头量着。诺维科夫走到他跟前问：“老大爷，你在摆弄什么哪？”
老头像士兵那样举手行了个军礼，说：
“司令员同志，我1915年当过德国人的俘虏，在一个女主人那里干过活。”然后指指弹坑又指指天，丢了个眼色。“准是我那个狗杂种财主老爷飞来了，想来看看我。”
诺维科夫哈哈笑了起来。
土的威力斯吉普车，乐了。
记得小时候有一天，大人们都做客去了，他高兴家里只剩下他这个主人，但刚把门关上，他仿佛觉得有小偷，还燃起大火。他从门旁走到窗口跟前，呆愣愣站着，仔细听着，伸长鼻子嗅着，未闻到烟味。
此刻，他也感到自己孤立无援，处理大事所用的那些方法，如今全不管用。
敌人突然闯进来呢，要知道司令部离前线也仅有六十公里。这时候你不能用解除职务来吓唬，也无法用指责与人民的敌人有关系相威胁。这么多的坦克，你拿什么去抵挡？这种显而易见的道理给了涅乌多布诺夫一闷棍。这时候在前线，面对蜂拥而来的德国人，国家那强迫人服从的、令千百万人战战兢兢的愤怒力量，一分钱都不值。德国人又没有填过履历表，没有在会上谈过自己的生平经历，也不用因为害怕回答1917年以前双亲们的职业而遭受精神上的痛苦。
他所钟爱的、舍此而无法生存的一切，他的命运，他孩子们的命运，已经不在伟大的、严厉的、令他感到亲切的国家的庇护之下。于是，他头一次胆怯地、友好地想起了上校。
“嘿，这老头。”
他瞥一眼格特马诺夫那扇遮上护窗板的窗户，朝站在门廊
走进司令部木屋的诺维科夫说：
“将军同志，我明确了，就是马卡罗夫！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自行解决突然出现的问题。别洛夫只会拼命往前冲，但别的什么也不懂。卡尔波夫只得老用鞭子催着跑，行动迟缓，是匹重挽马。”
“是的，是的，干部决定一切。孜孜不倦地研究干部，这是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的。”涅乌多布诺夫说，并且生气勃勃地补充说：“我全想过了，集镇里有德国间谍，早晨就是那个下流胚把德国飞机引到我们司令部这里来的。”
涅乌多布诺夫向诺维科夫汇报过司令部的事情后，说：“友邻部队和加强部队领导打算上我们这儿来，没有特别重要的事，只是认识认识，拜访一下。”
“可惜格特马诺夫到方面军司令部去了，也不知道把他叫去干什么？”诺维科夫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