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和工厂工会委员会，在各个土地管理处，在细菌学实验室，在艺术剧院的经理处，在航空设计局，在设计巨大的化学和冶金工厂的研究所，不断有新的工作人员去接替被捕者的职位。
往往经过一段时间，前来接替被捕的人民敌人、恐怖分子、破坏者职位的人自己也成了敌人、两面派，并且遭到逮捕。有时委派的第三拨人也是敌人，同样遭到逮捕。
来自列宁格勒的一个同志悄悄告诉克雷莫夫，他的牢房里关着列宁格勒一个区委的三位书记。重新任命的每个书记都揭发自己的前任是叛徒和恐怖分子。他们并排躺在同一间牢房里，彼此之间谁也不恨谁。
有那么一天，叶尼姬的哥哥米佳也进了这座大楼。当时他腋下夹着妻子为他准备的白包袱，里面是毛巾、肥皂、两套内衣、牙刷、袜子和三块手帕。他走进这个大门时，将党证上的五位数号码牢记在心，他不会忘记自己在巴黎商务代表处的办公桌，不会忘记顺路去克里米亚时乘坐的国际列车。在那节车厢里，他明确了同妻子的恋爱关系，当时他一边喝汽水，一边懒洋洋地翻看《金驴记》。
当然，米佳一点过错也没有。但他还是进了监狱，而克雷莫夫却安然无事。
有那么一天，柳德米拉的第一个丈夫阿巴尔丘克也走上这条从自由通向牢房的灯火通明的走廊。阿巴尔丘克去受审，迫不及待地想消除荒唐的误会……就这样，五个月、七个月、八个月过去了，阿巴尔丘克的供词说：“德国军事情报机关的间谍头目首次向我提示了暗杀斯大林同志的念头，是一个地下组织的领导人让我同他联系的……五一游行之后我们在雅乌兹街心花园谈了话，我答应五天后给他最后答复，我们约好了下次会面的地点……”这些窗户后面进行的就是这种奇妙的工作，听来让人难以置信。然而，当年白匪军官向他开枪射击的时候，阿巴尔丘克却没有眨过眼睛。
当然，他是被迫在指控自己的伪证上签字的。毫无疑问，阿巴尔丘克是个真正的**党员，具有坚定的列宁主义信念，他没有丝毫过错。但他却被捕了，却招了供……而克雷莫夫平安无事，既没有被逮捕，也没有被迫招供。
克雷莫夫听说过造成类似案件的原因。那些向他透露某些情况的人总是小声提醒他：“不过你要记住，你哪怕对一个人——妻子或母亲说出这件事，我就完了。”
有些情况是那些人向他透露的。这种人酒酣耳热，并且被对方过分自信的蠢话所激怒，突然说出几句冒失话，立刻就缄口不语，第二天又仿佛漫不经心似的打着呵欠附带说道：“对了，我昨天好像说了几句不经心的话，全是胡说八道，你不记得了吧？那就更好了。”
有些情况是朋友们的妻子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