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姆在房间里踱起步来，突然在窗前停下，望着院子说：“彼得。拉夫连季耶维奇，也许写封悔过信更好些？总比当众打自己的嘴巴好受些。”
“不，我以为您应该发个言。昨天我同斯韦钦谈过，他向我暗示，那边，”他含含糊糊地向门楣上方指了指，“想要的是您的发言，而不是写悔过信。”
斯特拉姆陡然向他转过身来，说：
“我戒不发言，也不写悔过信。”
索科洛夫像精神病医生对待病人那样以耐心的语气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从您现在的处境来看，沉默就意味着自取灭亡，强加在您头上的是政治罪名。”
走廊里空无一人，便匆匆忙忙地低着头走过去，要是什么地方的门突然打开，他的心会马上缩紧的。
终于走进了实验室，他气喘吁吁，像一个在炮火横飞的战场上跑向自己战壕的士兵。有一次，萨沃斯季亚诺夫到房间里来找他，对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我请求您，我们大家都请求您，写一封悔过信吧，承认错误吧，我向您保证，这会有用的。您好好想想，您正面临着一项巨大的，不谦虚地说，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们科学界的有生力量都满怀希望地望着您，在这种时候，突然间一切都得停顿下来。写一封悔过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吧。”
“叫我悔什么过，错在哪里？”斯特拉姆说。
“唉呀，还不是都一样，要知道，大家都是这么做的——文学界，科学界，党的领袖们，就在您所喜欢的音乐界，肖斯塔科维奇也承认了错误，也在写悔过信，悔过之后，满不在乎地继续工作。”
“可是我究竟应该悔什么过，向谁悔过？”
“您明白我最苦恼的是什么吗？”斯特拉姆说，“为什么在举国欢庆胜利的日子里我却遇上这些事呢？也许某个狗杂种会说我看到苏维埃政权末日来临，就公开跳出来反对列宁主义原则。说我是莫里兹？，喜欢揭人短处。”
“我听到过这种意见。”索科洛夫说
“写给所委会，写给党中央。这并不重要，写给哪儿都行。重要的是您悔过。随便写点什么，譬如：‘我承认自己的过错，曲解了有些东西，愿意改正，意识到了’，就这么写，您要知道，已经有了固定格式。主要的是这样做有用，向来如此！”
萨沃斯季亚诺夫那双快乐的、总是充满着笑意的眼睛变得严肃起来，似乎连眼睛的颜色也与往日不同。
“谢谢，谢谢，我亲爱的，”斯特拉姆说，“您的友谊令我感动，过了一个小时，索科洛夫对他说：“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下周学术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我认为您应该在会上发言。”
“谈什么问题呢？”斯特拉姆问道。
“我觉得您应该作些解释，简言之，就是承认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