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晚上，叶尼娅喜欢同娜佳聊天。
“你太聪明啦，”叶尼娅对外甥女说，“你不像一个小姑娘，倒像是从前的政治犯协会的一名成员。”
“不是从前的，而是将来的。”斯特拉姆说，“你大概同自己的中尉谈论政治吧？”
“谈论又怎么样？”娜佳说。
“最好还是接吻，不谈政治。”叶尼娅说。
关这是一些令人难过的日子。叶尼娅打算回古比雪夫城，她的假期快结束了。
她害怕回去不好向上司交待。她擅自来到莫斯科，多日来她踏破了监狱的门坎，向检察长和内务人民委员写了申诉书。
她一生都害怕与政法机关打交道，害怕写呈文，每次更换身份证之前，她都睡不好觉，激动不安。可是近来命运似乎偏偏迫使她与通行证、身份证、警察局、检察院、传票和申诉书打交道。
姐姐家里充满死一般的宁静。
斯特拉姆不再去上班，经常在自己的房间里一连坐几个小时。柳德米拉从限额供应商店回来，神色沮丧，怒气冲冲，她说，熟人们的妻子见面时没同她打招呼。
“我正要说这句话，”斯特拉姆说，“接吻毕竟安全些。”
娜佳的确经常谈一些尖锐的话题，一会儿突然问起布哈林的情况，一会儿说列宁器重托洛茨基，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不愿见到斯大林，并且写下了遗嘱，斯大林向人民隐瞒了这份遗嘱，然后问这种说法是否确切。叶尼娅同娜佳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并没有向她询问洛莫夫中尉的情况。*
娜佳喜欢谈论政治，谈论战争，谈论曼德尔施塔姆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歌，谈论与同学们的会面和谈话。从这些话题中，叶尼娅了解到有关洛莫夫中尉的情况以及娜佳同他相处的情况，比柳德米拉知道的还多。
洛莫夫显然是个尖酸刻薄的小伙子，很难与人相处，对一切公认的有定评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精神很不安。听到电话铃声他总要哆嗦一下，然后匆匆跑过去抓起话筒。吃午饭或者晚饭时，他经常打断别人的谈话，厉声说：“安静一点，安静一点，我听见好像有人按门铃。”他说罢就向前厅走去，回来时脸上带着难堪的笑容。姐妹俩明白他为什么一直在紧张地等待门铃声。他害怕被捕。
“迫害狂躁症？就是这样发生的，”柳德米拉说，“1937年精神病诊疗所里挤满了这种人。”
埃克尔曼（1792—1854），歌德的私人秘书，著有《歌德谈话录》。
一种精神病，患者总以为有人迫害他。
叶尼娅看出斯特拉姆的恐惧不安，又为斯特拉姆对她的态度大为感动。有一次他对她说：“您要记住，叶尼娅，您住在我家里，为一个被捕的人奔波，不管别人怎么看待这事我都不在乎。您明白吗？这里就是您的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