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蓉说：“该听的听，不该听的
她要过传真稿，也没细看，掏出笔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汪尔淼的名字。
外事办的同志说：“得，你这一改，又得重打一份。”
她说：“那就麻烦你们重打一份。”
外事办的同志问：“改成你导师去，他同意了吗？”
周蓉说：“我从他家来的，已经说服他了。”
的事。我决定不去了，你自己去吧。”
周蓉听罢急了，从接到法方的邀请函到将签证办下来，已经大费周章，基本上都是她一个人跑下来的，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好在省外事办有专人代办公费出国人员的护照，否则她和导师还必须亲自去一次北京呢。为了及时拿到护照，周蓉背着导师向省外事办的同志送了礼。法国是她特别向往的国家，能与导师以学者身份去一次更令她高兴。
她再三询问，汪尔淼才说出了他的想法——目前东三省的财政尤其吃紧，许多企业发工资都困难，知识分子不能只在乎自己，为国家省点钱吧。
汪尔淼这么说是有原因的，法方的邀请并非国家行为，而是几所大学文化社团的民间行为。他们资金并不充足，邀请函上写得明白——只负责报销去程的机票以及会议期间的食宿和参观费用，回程机票由与会者自理。
周蓉说：“咱俩买回程机票的钱都申请好了呀，领导们也都认为对学校是一件好事啊！”
外事办的同志说：“其实没人对你们师生俩都去有什么意见，完全是他自己想得太多了。”
周蓉说：“是啊，他就是那么一个人。”
一九八八年初，在这一所省重点大学里，还没有多少台电脑。绝大多数师生对电脑还没有概念，打印之事仍由打字室完成。周蓉怕外事办的同志阴差阳错办砸了，亲自跑去请打字员重打了一份传真稿。
她拿着重打出的传真稿再回到外事办时，汪尔淼己坐在那里了。
他说：“周蓉啊，你怎么不听老师的话了呢？”
汪尔淼说：“是啊，他们确实一直都那么认为，但我自己心理上有障碍。”
“您心理上的障碍完全没有必要哩！好比在饥饿的年代领导人不吃红烧肉了，对挨饿的老百姓有什么实际意义呢？”周蓉快急哭了。
汪尔淼说：“是没什么实际意义。可人是很奇怪的动物啊，对某事心理上一起障碍，就会产生排斥感。周蓉啊，我决心已下，不变了。我绝对支持你去，你们年轻同志应该多出国交流。中午我通知学校了，可能批准你前去参加研讨会的传真已发往法国了。”
周蓉二话不说，拔腿就往楼下跑。她知道，外国人办事一向很认真，如果最后的传真上写的是张三结果去的却是李四，人家也许会拒不接待的。
她一口气跑到学校外事办。还好，传真并没有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