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他母亲死后葬在哪里,能不能带我去她的坟前看看。想了想,叹道:“没有坟。你母亲去世后留下遗嘱,让人把她的骨灰撒入扬子江中。至于他们撒没撒,我就不清楚了。”
我记得,那会儿天已经差不多黑了,可并没有开灯。他大概觉得,谈论这种事,待在黑暗中,我们彼此都会更自在一些。头顶上方吊着的一个摇摇欲坠的电风扇,晃晃悠悠地转动着,发出“吱吱”的刮捎声。热风吹在我脸上。屋子外面起了一层薄雾。
“我听说,你在乡下有一个老婆?”点了一支烟,问我道,“
但这个疯子,仍然会盘踞在我的记忆里继续扮演母亲的形象——夜半时分,当我大汗淋漓地从梦中醒来,在黑暗中试图要挽留住母亲那正在消退的虚幻面容时,每次拼合出来的,总是那个疯子的形象。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两个月之后。
八月末的一天中午,厂办宣传科的小于来图书馆找我。他笑嘻嘻地通知我,下班后去一趟厂长办公室,有要紧的事要跟我谈。
那时,我已经预感到,终于要跟我谈母亲的事了。
经过整整一个下午的反复思量,我在心里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假如母亲提出来要和我见面,我不应该立刻答应。到了这个时候,怎么也得端一端架子。她晾了我足足二十一年。二十一年音信全无。我也应该晾她一晾。假如她一招手,我就像只哈巴狗似的,摇着尾巴冲她跑过去,也许反而会被她瞧不起。当然,如果她再三哀求,我最后还是会让步的。因此,你大概可以想见,当在办公室里跟我一见面,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时,我当时首先感到的并不是晴天霹雳的悲伤,而是一种痛彻肺腑的羞惭和难以置信。
给我泡了一杯茶,刚刚在对面的椅子上坐定,就用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我,我母亲已经走了。就在五一劳动节的第二天。她被人推入手术室之后一直昏迷。事实上,她的喉管被切开后,又在监护室挺了两个多月。
说,他之所以拖那么久,才将这个事情告诉我,也是为我好。他担心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猛然得知这个消息,人会受不了。他还说,母亲过世之后,他也曾考虑过,要不要派人去乡下报个信,但后来还是决定放弃。一来是路远,二来,自从首长得了老年痴呆症之后,部队的那户人家一下子拥来了很多陌生的亲戚,都不太好打交道。他们自己弄了一个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就在殡仪馆,没有通知任何人。
“这么说,我母亲已经不在了?”我眼巴巴地望着孙厂长。
“是的,不在了。”
说,我母亲去世时,留给我一堆遗物,被装在一个大纸箱里,搁在她南京的家中,已经很久了,“过几天我让小于给你送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