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来到了萨福克郡。一路上我对他保持着不信任的沉默,而他几乎没怎么搭理我。我是被送去跟母亲会合的,她当时正住在白漆屋,就是她父母以前的房子,在一个叫众圣之地的地方。那里是一片光线充足的开阔乡野,离最近的村子也有一英里。那年夏天,我将在那里跟着从学校来接我的大个子男人一起干活儿,他的名字叫马拉凯特。
那段时间母亲和我并不亲密。在她弃我和姐姐而去之前的几星期里那种轻松自在的家庭气氛已经荡然无存。由于她在离去这件事上欺骗了我们,我无法抹去对她的不信任。要到许久之后我才发现,有一次,也可能是两次,在回英国接受新指令的时候,她曾经清空了日程安排,偷偷跑来看我,看我在布罗姆利街一家乱哄哄充满享乐气氛的爵士俱乐部里跟一个她不认识的女孩子跳舞,看她时而跃出时而又投入我的怀抱。
人们说,生活中丢失的片段,是我们心心念念想找到的东西。可在我十八九岁和母亲一起住在白漆屋那会儿,我却一点儿线索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我提早收工回家,走进厨房,发现母亲正穿着衬衫在洗碗槽里刷锅。她一定觉得没人会来打扰她。她平时差不多总是穿着一件蓝色的羊毛衫。我觉得这是为了让她不显瘦。现在我看到好几道青紫色的伤疤,就像由某种机械的园艺工具在树皮上留下的那样——那些伤疤从手臂上纵贯而下,在她为免受洗洁精侵蚀而戴的橡皮手套口戛然而止,颇有几分无辜的意味。我不知道她身上还有多少其他的伤疤,至少能看到的是这些赭石红的伤疤横陈在她手臂的柔软肉体之上,这便是那段失踪岁月留下的证据。没什么,她轻声地说,不过是一些小刀划出来的道道……
对于那些伤口怎么来的,她没有再多说什么。我当时并不知道,我的母亲,罗斯·威廉姆斯,在我们遇袭之后已经终止了和情报部门的一切联系。尽管在巴克剧院造成的骚乱很快被当局平息了下去,但报纸上还是简短地、不指名地提到了她的存在,暗示了她在战时所从事的工作。媒体只得到了她的代号——维奥拉。各家报纸根据他们不同的政治派别,要么称这位身份不明的女性是英国女英雄,要么就称其为战后z.府海外阴谋的反面典型。这些报道都没有跟母亲产生真正的联系。她那匿名身份的保险程度从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得出来,在她回到白漆屋后,地方上依然把那所祖屋归在她那曾在英国海军中服过役的已故父亲的名下。不为人知的维奥拉不久便被人忘却了。
母亲去世十年后,我收到了向外交部申请就职的邀请。我会被招募到这样的职位上去打从一开始就让人觉得奇怪。我在第一天参加了几场面试。第一场谈话是跟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