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的，但是和他书中的人物一样，特立斯个人的经历和时代的大背景勾连在一起，个人所面临的问题在很多层面上是社会问题的缩影。特立斯生于“二战”前，经历了战后美国经济深入资本化、社会结构变革，以及文化对于传统价值的反叛。当传统的社会结构开始变化，现代人也不再接受传统家庭和工作方式背后的伦理价值时（虽然在美国，这种反叛并没有彻底过，宗教和传统一直是重要的势力），日常的劳累难以再与生活的意义挂钩，这种劳累似乎变成了纯粹的压迫。也正是在这时，“欢愉”具有了g,m性的反压迫意味。“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形式和标志，并不是偶然的。反对压迫的个人奋力从传统结构中溢出后，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再建新的意义体系，以何种新的方式与他人再度关联起来。《邻人之妻》中很重要的两个角色休·海夫纳和约翰·威廉森选择了不同的方式。前者把“性的欢愉”打造成一种适合城市居民的“新生活方式”，并以之为筹码建立了自己的商业帝国；后者把“性的欢愉”作为了一种类似于宗教（虽然以反宗教为旗帜）的社会理想，试图建立新的性开放的社会共同体。
在同样的时代背景中，特立斯也反对美国传统的伦理价值，常表达对父母忠贞不贰的婚姻生活的轻视。不同的是，他没有尝试建立人与人之间新的关联，而是以永恒的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所有群体之外。这固然与特立斯的性格有关，他不像海夫纳和威廉森那样有克里斯玛型人格。但是他的状态却也许更加纯粹、诚实、典型，隐喻出海夫纳和威廉森事业的实质。当威廉森退出砂岩俱乐部后，之前共同体的形态也慢慢消散，这说明他们并没能形成人人自发并维持的真正共同体，最终砂岩也耐人寻味地变成了商业化经营。海夫纳的商业帝国，更加不是以建立所谓共同体为理想，他的“新生活方式”，诉诸个体的欲望，并以消费为方式将这些个体编进资本的大网。这其实即是现代资本社会本身的形态：原子化的个体被纳入一个个人无力影响的大系统。
也就是说，特立斯的全部努力——不仅仅是他的作品，还有他的人生，他若即若离又执着的观察、采访、搜集整理——构成了他所处时代的缩影。他用来存放素材和写作的地下室，没有窗子，仿佛没有时光的流逝。一如这个永远向前，却又原地未动的时代。特立斯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工匠精神，让他想要尽善尽美地呈现这一切。他本身所具有的好品质，例如对于小人物的关心、正义感、对历史的尊重，也给这种浩繁的呈现注入一抹温柔的色彩。他深信这样的写作已经堪比文学作品，也许还带着更胜一筹的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