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所有的一切，从莫拉，从我们这些人的那种生活里，留下了什么东西？许多年里，对于我来说，晚上椴树的一阵香气就足够了，我感到自己是另一个人，感到自己真的是我自己，我根本不知道究竟为什么。我一直在想的一件事就是，有多少人必须生活在这个山谷里，在世界上就在这时对于他们发生了我们当时都轮上的事情，可是他们不知道，他们没有想过这事。或者有一个家，一些女孩，一些老人，一个女婴——和一个努托，一个卡奈利，一个火车站，有一个像我一样想要离开去碰运气的人——在夏天打麦子，收葡萄，在冬天去打猎，有一个阳台——一切就像是对我们发生的。应该不可避免的是这样。男孩们，女人们，世界，根本就没有改变。她们不再撑着阳伞，星期天她们去电影院而不是去集市，他们把麦子储藏起来，女孩们抽烟——然而生活是老样子，他们不知道有一天朝周围看看，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一切也已经过去了。当我在一片被战争摧毁的房屋当中，在热那亚下船时，我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每一幢房子，每一个院子，每一个阳台，对于某个人都是某种东西，并且，比起物质损失和死亡者，更加令人不快的是想到生活过的这么多年，这么多记忆，就这样消失在一个夜晚里，不留一片痕迹。或者不是？也许这样更好，最好是所有的一切都在一场干草的篝火中离开，人们重新开始。在美国人们是这样做的——当你对一样东西，一种工作，一个位置，厌烦了，你就换。在那里甚至一些整个的村镇，连同小酒店，市政厅，商店，现在都是空的，就像一处墓地。
努托不愿意谈到莫拉，可是他好几次问我是不是再也没有看见过任何人。他想着那附近的那些男孩，想着滚球游戏、足球、小酒店的那些同伴，想着那些曾经和我们跳舞的女孩。他知道所有的人在哪里，做了什么事；现在，当我们在萨尔托的房子里，有人在大道上经过时，他就眯着猫一样的眼睛对他说：“这里的这个人你还认得他吗？”然后就为那人的面容和惊讶感到高兴，为我们两个人倒酒。我们谈话。有的人尊称我为您。“我是鳗鱼，”我打断道，“不要来这一套。你兄弟，你父亲，你祖母，他们怎么样了？那狗后来死了吗？”
他们改变得不大；而我，我变了。他们记得我做过的事和说过的话，记得我已经忘掉的玩笑，带刺的话，故事。“还有比昂盖塔？”一个人对我说，“你记得比昂盖塔吗？”是的我记得她。“她嫁到罗比尼(1)了，”他们对我说，“她过得不错。”
几乎每个晚上努托到天使旅馆来找我，把我从医生、秘书、上士和测量员围成的圈子里挖出去，让我说话。我们像两个修士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