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子的草地上走着，能听到蟋蟀的叫声，贝尔波河的微风——在我们小时候，我们从没有在这时刻来过镇子里，我们那时过着另一种生活。
在月亮和那些黑色的山丘下，努托一天晚上问我是如何为了去美国而上船的，如果机会重新出现，回到二十年前，我是不是还会那样做。我对他说美国和那种因为自己不是什么人的愤怒，和那种不是为了去，而是为了在所有人都以为我已经饿死了之后有一天回来的狂热不一样。在家乡我也许会什么都不是，只是个仆人，是个老齐利诺（他也死了很久了，他从一个干草房上落下来，摔断了背，还躺了一年多的时间），那就应该什么都试试，既然我已经过了波尔米达河，那就满足我还想渡过大海的愿望。
“可是上船不容易，”努托说，“你有勇气。”
不是勇气，我告诉他，我是逃走的。应该什么都告诉他。
“你还记得我们在店铺里和你父亲谈过的话吗？他那时就已经说无知的人将永远是无知的，因为力量在那个有着人们不理解的利益的人手中，在z.府的手中，在法西斯党的手中，在资本家的手中……这里在莫拉什么也没有，可是当我当了兵，走遍了热那亚的小巷和造船厂的时候，我就明白什么是老板，资本家，军人了……那时有法西斯分子，这些东西不能说……可是还有别的人……”
我从来也没有告诉他这些，为的是不把他拉到那些非常没有用的谈话上来，并且现在，在二十年和发生过的那么多事情之后，我再也不知道要相信什么了，可是在热那亚，那个冬天我相信这些，有许多夜晚我们在别墅的山上度过，和圭多，和莱莫，和切莱第和所有其他人争论。后来泰莱萨害怕了，再也不愿意让我们进去，于是我对她说，她只管继续做用人，被剥削的人，她活该这样，我们想要不让步，想要反抗。我们就这样继续在兵营里，在下等酒店里进行活动，退役之后，在我们找到工作的船厂和技术夜校里活动。泰莱萨现在耐心听我说，并对我说我学习，想要使自己进步，这样做得对，她在厨房里给我吃的。她再也不说那些话了。可是一天夜里切莱第来警告我说圭多和莱莫被逮捕了，人们正在找其他的人。于是泰莱萨根本也不责怪我，她去找什么人——姐夫，过去的雇主，我不知道——说话，两天之后为我在一条去美国的船上找到了一个干体力活的位置。事情就是这样，我对努托说。
“你看这是怎么回事，”他说，“有时候，当人是小孩时，即使从一个老人，从一个像我父亲那样的穷人那里听到的一句话，都足以使你睁开眼睛……我很高兴你没有只想着挣钱……那些伙伴，他们都怎么死的？”
我们就这样走着，在镇子外的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