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时的生活是这样的：母亲带着两女一儿住在别热茨克，这个小县城在斯捷潘诺夫一家人看来已经差不多是首都了，尽管街道仍圈着围墙，偶尔还会有母牛在街头闲逛；毕竟，在他们的老家扎尔基村，除了这些景象之外看不见别的，而在这里居然还有石头房子和数不过来的教堂、修道院。孩子们的父亲，格里戈里·斯捷潘诺维奇总不在家，经常往返彼得堡——他在那里的一家工厂上班，具体是什么工厂没人知道。他们过得和所有人一样，本本分分，也不怎么受穷；孩子们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读书识字，大女儿纳杰日塔脑瓜灵，会说话，喜欢上学，城里刚好有女子中学，家里人很认真地做了打算。科利亚是1906年出生的，姐姐玛莎比他早一年。后来他经常回忆起姐弟二人大热天在莫洛加河畔一起读小说的往事：惊险刺激的《两个小野人》[1]啦，托马斯·马因·里德[2]啦，沃尔特·司各特[3]啦。
工厂传来噩耗，父亲不慎被机器咬掉了一条胳膊，而且是右胳膊，用来工作的那条。从此以后，他便永远地回到了别热茨克。工厂主付给他这位失去劳动能力的高级技工一大笔赔偿金，具体数目没人知道，只知道他们用这笔钱买了母牛佐尔卡，买了一栋石头屋顶的新房子，甚至还供纳杰日塔上了女子中学。但后来，在慢慢袭来的空虚中，格里戈里抑郁成疾，开始疯狂酗酒。又过了几年，等到他下葬时，母牛和房子都已经不再属于斯捷潘诺夫一家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没有人能说得清楚了。据说，城里有户贵族对纳杰日塔视若己出，为她支付了一切必要的书本和校服费用。家里其他人却没有得到资助，在黑窟窿般的贫穷里越陷越深。
我还记得，科利亚爷爷总是坐在那架沉默的钢琴旁和我妈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这些没完没了的谈话中的部分内容我至今仍能一字不差地还原，倒不是我当时听得有多么认真，只是那些车轱辘话重复了不下数十遍，也就只有妈妈那样的耐心才能不让讲述者觉察到，听众耳朵里已经磨出了茧子。故事颠来倒去总是同一个，随着爷爷的健忘症日益加重，他对于发生在孤苦伶仃的童年与妻子亡故之间的一切越发淡漠，而妻子的亡故让他感觉久远的被遗弃感又回来了，让他重新变得孤苦伶仃。
令他念念不忘的，同时也是我们家族衰落的谷底，是他和妈妈沦落到了要饭的田地。妈妈用粗麻布缝了一个布袋，用来接受施舍，就这样，娘俩相互搀扶着，顶着大太阳，挨家挨户去敲人家低矮的窗户。他们有时也会去教堂门口，等待日祷结束，伸出手去，任由祈祷者在掌上撒落三两小钱。这种无以复加的羞辱彻底地改变了他的一生；接下来的
